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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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八十）。……张中晓的这些批判，大多来源于他对现代“统治术”的观察，这一半应归因于他的早慧，另一半，却不能不说是来自于他自己在苦难中那种血肉相联的痛苦体验，那种对专制体制下权力者控制社会与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杰出的观察者与批判者。这种杰出之处在于，他不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统治者的权术的手段，而且从“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统治术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鲁迅以来的现实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之后的“主”和“奴”的发生心理学以及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础。他的有些观点充满了某种先锋性：“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其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拾荒集。五八》）。“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人类权利，把人类理性变为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狭路集。九四》）在这里，张中晓深刻地指出了“统治者”的专制与“被统治者”道德上的奴性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里，他也就揭示了这种体制之下道德败坏的制度根源，反过来说，也就是这种制度的道德基础本身就是败坏的。只有领会到他在观察、体验这些压迫与败坏时内心的惨苦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追溯这些“愚蠢”与“憎恨”的根源时，那么厚责古人──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他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而他内心中的人性越少。”（《文史杂抄》七三）“古中国的一切精神训练（心术）是为了形成一个坚强有力意志，去奴役无数的意志和无意志。”（《狭路集。五六》）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体会他的振聋发聩之音其中饱含的苦味与心酸。“如果精神力量献给了腐朽的思想，就会成为杀人的力量。正如人类智力如果不和人道主义结合而和歼灭人的思想结合，只能增加人类的残酷。（《狭路集。六九》）”一个人在面对强大的黑暗时，其心灵如果不被这黑暗所吞没，或者是因为坚强的意志，或者就是他找到了化解黑暗的方法。在《随笔》中我们处处能看到张中晓为了化解这种黑暗的努力，一种绝望中的抗争精神。事实上，他坚持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最为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在逆境中也仍然坚持对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担当。在《狭路集》中他写道：“即使狂风与灰土把你埋没了，但决不会淡忘，当精神的光明来临，你的生命就会更大的活跃”，“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狭路集》六一、六四）张中晓显然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对思想、正义与良知的忠诚使他甚至对自己产生反省，下面这段话由于记录了他写作时的真实处境，其精神之博大深刻与其处境之困厄两相对照更为震人心魄：“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竿忘记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不被邪恶所利用和牺牲。耶苏并不完全错。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买尽，早餐阙如之时也。”（《文史杂抄。九九》）在遭受到那样的飞来横祸之后，张中晓还能写下这样的话，实在不能不让人感佩。由此看来，“无梦楼”中的张中晓，却还有梦，只是再也不是那种虚无飘渺并为专制体制利用的“乌托邦”幻梦，而只是对人的“良知”、“自由”与“意义”的一线还没有破灭的希望。他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从别人获得帮助和接受别人的帮助。要帮助人们，通过帮助人们，也帮助了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狭路集。九三、十九》）张中晓的这些梦想是非常朴素的，远没有乌托邦梦想那样灿烂辉煌。可是问题在于，当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那种“灿烂辉煌”的梦想时，这种非常朴素的梦想却成了奢侈品，以乌托邦为梦想的社会却为了实现这种梦想而挑动其成员互相敌对，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真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明白“无梦楼”的那些朴素的“梦想”的撼人心魄之处，我们仿佛听到了旷野之上人性的呼吁与呐喊。事实上，多少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地发出这种诉求，但是只有在象张中晓这样从痛苦与迫害中走出来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才格外显得真诚与有力。《无梦楼随笔》的价值不仅仅在文学上，对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来说，它也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到仍然历久弥新。它们之所以有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伴随着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这种血肉相联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过程中，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座知识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为私人话语，它们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发表，因而默默无闻，然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时间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无梦楼随笔》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注释：1引自陈毅《在话剧、京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报告作于1962年3月6日，后刊载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2两个批示：毛泽东1963、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所作的两个批示的简称。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情况汇报》上作了第一次批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宣部、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文联各协会，根据批示精神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整风。结束时中宣部编写了“情况汇报”（草稿），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在这份报告上作了第二次批示：“这些协会和它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批示下达后，在第一次整风范围内的单位、团体再度进行整风，文艺界不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江青等人不久依据这两个批示发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中共中央1981年否定了这两个批示。参见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第394－395页。3“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文艺口号。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高度评价了延安工农兵群众文艺“紧密配合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做法；第二次文代会周扬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再次肯定地方文艺工作者“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经验。至1958年，配合中心工作的论点，演变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为当时的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0年代末，这个口号才被否定。4引自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19页。5引自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原载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红旗》杂志转载时姚氏作了一些修改，本教材引文据《三家村札记》附录姚文（该附录据《红旗》杂志本），见该书215、227页。6引自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7《桂林山水歌》、《长江三日》分别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第10期、底3期，本教材分别依据《贺敬之诗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刘白羽散文四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8引自李辉《落叶》，收入《李辉文集。沧桑看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9《燕山夜话》是邓拓应《北京晚报》以“马南邨”的笔名开的杂文专栏，初次发表自1961年3月起到1962年9月停止，共载杂文150多篇。曾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3月出版《燕山夜话》合集。1979年同一出版社出版新一版，本教材对《燕山夜话》的论述即依据该版本。《三家村札记》系《前线》杂志特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笔名“吴南星”合写的杂文专栏，自1961年10月起到1964年7月止，共发表杂文60多篇，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成集出版，本教材依据该版本。另外论及邓拓未收入此两集的杂文是参考了李辉的《书生累》一文。特此说明。10《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11以上引文引自李辉《书生累》，见《李辉文集。沧桑看风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236页。12邓拓写作该文时《燕山夜话》已经停止，但《三家村札记》还在继续，该文未收入上二书，引文据李辉《书生累》转引，同上书239页。13引自《燕山夜话》81页。14引自《三家村札记》7－8页。15引自《燕山夜话》92页。16引自《王道和霸道》，引文见同上书321页。17转引自李辉《书生累》，收入《李辉文集。沧桑看云》，第239页。18《无梦楼随笔》初版于陈思和、李辉所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整整十年，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文学当然在此之列，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虽然在它的背后有着更为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作为枢纽。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但它的“导火索”则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的。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