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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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
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
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
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
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
充。
6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
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
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
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
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
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
直到1924年10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
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
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
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
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
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
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
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
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
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
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
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
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
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
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
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
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
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
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
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
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
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
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
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
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
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月，国民
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
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亩（16英亩）的农民
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
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月，
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
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
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
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
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
（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
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
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至10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年10
月，约175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
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
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
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
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
中透露，中共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
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
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
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
（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
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
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
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
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
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
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
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
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
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
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
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
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
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
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
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
《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
页。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
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
（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
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
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
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
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
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
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
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
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
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
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
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
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
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
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
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
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
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
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
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