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
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20
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1928—1929财政年度总收支的55。7
％。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81。9％（1932—1933年）和最低56。6
％（1935—1936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71。4％。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
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1936年10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
初步工作。1937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
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或2％。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
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
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1937—
1949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
小的借款是30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2600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
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
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1937至1945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
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21。5亿美元（美国18。54亿；苏联1。73亿；英国1。11
亿；法国0。12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
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
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
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20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
上在1931—1932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
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
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
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
①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64—65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0—144
页。①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40—442页。
①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59—468页。
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
及1931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和1932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
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年1月的62。90
元跌到12月的26。60元。预定在1932年1月偿还的内债约2亿元，是1931
—1932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
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
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
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所示，由于
军费增加，从1933财政年到1935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年2月，
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以之取代33种期限和利
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
和24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亿元，到1936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
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
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年）。很
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年2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
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
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
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
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
到30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至1934年间，发行债券12亿元，
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①因此，名义上的利
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
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年的整理后，内债
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年跌
到16。8％，1936年跌到11。6％。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这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
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
府在1932年和1936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
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
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
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
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
30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中国
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
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页。1927—1947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
对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
会与经济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231—232
页。②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页。
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
要。
20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
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至1937年有128家新
银行开业，在1937年中国有164家现代银行和1597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
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年，仅上海就有58家总行和130家支行）。
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
贷需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
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
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
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
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
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
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
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同
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亿元增加到37。79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
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
本和储备6400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年，数字是1。83亿元，或总
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或占1928年存款总额的49％；
到1935年它们是21。06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年底，政府掌握1。46
亿元，或10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
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61％。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
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
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
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40％，与中国银行有密
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
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1928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
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
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
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
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
30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
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
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1928—1937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
①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
第103—221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
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131—185页。到1934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
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
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
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
％。“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1930—1931
年占1。2亿元中的6000万元，1931—1932年占1。22亿元中的6600万元。
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
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30年代，军费
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当然是真的——1933年是国
内生产总值的1。2％。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
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
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