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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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
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
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
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
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
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
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
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
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
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
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
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
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
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
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
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
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
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
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
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
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
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
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
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
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
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
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
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
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
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
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
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
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
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
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
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
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
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
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
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
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
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
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
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
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
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
页。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
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
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
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
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
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
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
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
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
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
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
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
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
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
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
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
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
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
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
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①有些都
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
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
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
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
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
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
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
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
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
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
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
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
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