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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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2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
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5—26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
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
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
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
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
——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
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
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
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
早在1915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
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
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
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
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
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年创办了第二种
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
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
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
1918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年
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
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
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
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
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
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
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
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
在地。①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
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
③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年4月15日），第337页。
①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年9月1日），第16页。
②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年8月10日）。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96页。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年1月15日）。
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
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
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
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
理想等同起来，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
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1920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
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
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
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
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
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
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
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
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
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
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
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
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
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
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
革。①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
的追随者，在1919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
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
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
关系体制导出的时代基本方向的特征。李说，按照这一道理，该时代的所有
问题都可以证明是相互联系的，人民的觉悟能够达成一种共同基础，而且能
够为全部改革确定方向。双方都了解，赞成“问题”方法的论点是向革命的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挑战的一种尝试。①
到五四时期结束时，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与前一
代人的改良思想体系，也与一种对于改革的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具有高
人一等优越感的态度联系起来。不过，如前面所表明的，这时在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提
供的政治行动模式相并列，有可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中
领悟到一种对进化宇宙论的决定性的修正。虽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
幻灭感证明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对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释的“民主”和“科
学”的信仰，却能够从当代欧洲和美洲的土壤中连根拔出而继续存在，再现
于世界遥远的未来。李大钊，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的早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首次发表于《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8月4日。见斯图尔特〓施
拉姆译注：《民众的大联合》，载《中国季刊》，49（1972年1—3月），第88—105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218—222页；迈斯纳：《李大
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05—112页。
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和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
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
成部分。②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阶级制度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
用，使劳动人民成为世界进步的动力，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然和社会事件
发展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且他相信，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的力量是源自他们的
自主意识：源自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自我觉悟和他们那种谁属于他们自己谁就
能成长而有益于社会的认识。李在劳动大众中看到了一种改革的人的动因，
这种动因很有力，足以弥补不受个人影响的生产力而不被其压服。从这个意
义上说，李甚至没有发展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建
立了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的人内在意识活动的“唯意志论”和外在超历史
进程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平衡。最后，正如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调和
达尔文的竞争斗争手段与儒家道德共性的目的，李认为互助是对阶级斗争的
一种补充：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互助不能与达到这一目标的
阶级斗争过程割裂开来。
在整个改良时代中，那些接受从进化宇宙论而来的思想倾向性——无论
是以其较神圣的或较世俗的形式——的人，一直信赖一些基本的理想。他们
假定，传统的儒…道宇宙观范畴与其说同西方自然宇宙模式相矛盾，不如说是
补足了这种模式。他们坚持一种机体论的相互依存的臆说，上则是自然…历史
和宇宙…精神领域的相互依存，下则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
这恰恰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越来越被人们以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不同方面的时
候。他们设计出一种世界进步的乌托邦类型，这种类型无论怎样迂回曲折，
都导向大同理想世界。而且，虽然他们不再把政治和政治领袖作为变化的主
要动因，他们也反对那种进步只由不受个人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支配的宿
命论的选择。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人性之内的道德活力，这种道德活力首先
被概念化为主观精神力量，然后概念化为全人类固有的共同精神，最后，体
现在民众政治运动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来描述
整个宇宙，当他们不再把革命劳动阶级的活力与在人类中发展的普遍的人本
主义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当他们把他们自己描绘为严肃的、世俗的、科学的
唯物主义者时，他们便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马克
思主义者在集中注意力于作为变革动因的民众政治运动方面，达到了这种程
度，便要求注意社会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力便不再用于进化神话的
制造。不过，如李大钊的情况所说明的，这种改变绝不总是直接的或急剧的，
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页。
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