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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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页。
第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
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
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
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新
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
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
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
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
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
参加过1911年和1913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
《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
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和
1917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
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
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年，
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
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
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
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
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
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
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
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
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
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
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
罢市一星期，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
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
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
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
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
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
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
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
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
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
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
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
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
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
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
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
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
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
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
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
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
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
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
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
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
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
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
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
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
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
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著
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
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
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
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
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
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19世纪最后
10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
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
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
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19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
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
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
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
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
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
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
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
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
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
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
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
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
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
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
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世纪的西
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
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
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
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
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
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
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
头10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
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
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
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
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
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
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
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
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著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
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
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
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
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
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
结构来想象实体。
我们这里谈的是儒家的传统体系，而不是过去的全部传统，因为事实上
1911年以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对那个传统实行“全盘”抵制。他们深深地沉
浸于这种文化，深刻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内在的种种冲突。为了找到
和西方对应的中国观念，他们也常常援引可供选择的其他传统，其动机很可
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逊所表明的，这时“有价值的”事物已
不再和历史相称了。①不过，19世纪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学②和“达
观的”道家学说的复兴不能完全这样去考虑。事实上，佛教和道家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