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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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发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③。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④。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② 《清宣宗实录》卷302。
③ 《清世宗实录》卷77。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3。
① 《清高宗实录》卷578。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22。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发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①。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②。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发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①。临清是清代漕粮进京的关键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漕船由临清关转入卫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条商业街道，至今遗迹犹存。现在的济宁、聊城两市尚保留着相当古旧的“月河街”，据方志记载，是当年相当繁华的街市，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月河街”又称“越河街”，本是跨越运河干道的支河沿岸，专门停泊漕船，以保证干道的通畅。聊城的山陕会馆，尚保存着清代建筑的特色，其门楼戏台样式，与运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陕会馆多有相同之处，反映出运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业的活跃。即使象山东东阿县张秋镇这样的小镇，由于地处东阿、阳谷、① 《清世祖实录》卷17。
② 《清圣祖实录》卷283。
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寿张三县的交界点上，成为南北锁钥，“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②。清代漕运和治河，促使这个小镇兴旺起来，到清中叶，该镇已具备三里长的十字街道，中间铺设青石条板，人口几近万人。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驻此指挥，该镇成为河漕兼重的鲁西名镇。
第二，清代漕运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节作用。平籴依靠仓储，仓储靠漕运，因此漕运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运对南北经济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清政府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税。假若以每岁漕船六千艘计算，每年在运河上的免税货物即达三十六万石，约占实征漕粮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运输的货物，远远超过此数。加上运丁、水手私带的货物，沿途商贾托运的货物，漕船回空随运的货物，更是无法计算。特别是漕船运丁多载私货的问题，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为清代整顿漕政的大事。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①。
第四，清代漕运畅通的结果，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跳动，几乎决定着某些运河城镇的兴衰。道光以后，运河山东段经常淤塞，漕运停顿，聊城、临清等城镇逐渐衰落，就是明证。运河沿岸运输业的发达，集中了大批的码头搬运工、挽浅纤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他们多来自破产农民，以运河为业，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随着运河运输业的开发，他们能在河上串连成帮，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运河上特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
第五，清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水利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下游河道经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滥决口，不仅河南、山东、苏北常受水灾之害，而且影响到淮河、运河。特别是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航运断绝，因此明、清两代的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运河北段的水量，原来主要依靠山东诸泉的接济、调节，但是从明中叶之后，山东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运河水势变迁不停。明代治河，过分强调保漕，不顾农时需要，唯视运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干旱，将积水放入运河，夺走农民的点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涝，则将运河水流排出，酿成水灾。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清代治河，虽然也以“济运通漕”为目的，但在靳辅、陈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复归故道，特别② 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
① 《清圣祖实录》卷285。
是在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偃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①。后又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后，不必再行一百八十里险段，只要行二十里就可进入中河，缩短了航程，减少了危险。确实达到保漕的目的。同时，陈潢还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术水平。由于清代治河兼顾治运，不仅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漕运无阻，而且在苏北涸出三百万亩土地，使原来被水淹没的土地重新变成可耕的农田。
总之，漕运的畅通，为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东南地区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漕运是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在“千帆竞发，天臾正供络绎而来”的背后，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册府元龟·漕运总序》曾对秦代和汉（武帝）时期的漕运，给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载，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也。”而且指出，秦始皇“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耗费三十钟而漕运一石之粮，代价之巨，令人吃惊。
清代漕运也是个得不偿失的办法。“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是以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①嘉庆时，江南漕米运抵京仓，每石费用需银十八两。当时粮价，每石在一两左右。一石漕粮的费用超过当时商品粮价十六、七倍，实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运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弄得清朝皇帝非常头疼，历朝都为漕运展开过争论，力图谋求良策。有人对漕运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怀疑。陆陇其曾指出：“以漕运而裕国，秦汉以来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师之重，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长治也。”②早在明季，徐光启就提出：“宜近取诸畿甸而自足。”③也就是说，可以用开发京畿地区的农业来代替漕粮的运输。清初，陆陇其提议，“裕国之本其必垦西北之闲田，而宽东南之输輓。”④道光时，林则徐认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费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也是个开发华北农业的① 《河防述言》，《杂志》第11。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 陆世仪《漕兑揭》。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③ 《农政全书》卷12。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想法。若按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开发海河地区，在直隶增开二至四万顷土地（按亩产一至二石计算），每年生产需自南方运来的四百万石漕粮，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计划，清朝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曾经想过学习元代的办法，打通胶莱运河，没有成功，只好抱住数百年的旧法不放，越走越困难。他们还采取过漕粮改折的办法，就是改变征收粮米（本色）为货币（钱或银两）。本来，漕粮一般是不准改折的。只是在发生灾荒或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才允许改折。后来还实行过“民折官办”，就是由纳粮户将改折的银或钱，交给官府，由官府派员在口岸附近采买粮食，交兑运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