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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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二节刑法制度大清律例的制订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②。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③。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①，十九年颁行。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请“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旧之不符者通之，轻重之可议者酌之，务期尽善”②。后经九卿议复，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例内。同年十月，开馆纂辑，将原有律例与《现行则例》，逐款校阅，参酌考订，于每篇正文之后，创用总注，疏解律义。缮写满、汉文各四十册，于四十六年六月进呈，留中未发。至六十一年，纂辑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条，迄未刊刻颁发。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现行则例》，轻重有衡，析异同归，“逐条考正，重加编辑”。三年，书成，称为《大清律集解》，五年，颁行。是律，总计分为六类，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条，共计一千二百九十条。律首列《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八图。书中《原例》为历朝旧例，《增例》为康熙间的《现行则例》，《钦定例》为“上谕”及臣工条奏。
乾隆五年（1740），对《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订，删除总注，逐条详校，折衷损益，纂成后称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增至一千① 《清世祖实录》卷10。
② 《清世祖实录》卷14。
③ 《清世祖实录》卷31。
④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① 《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② 《大清律集解》卷首。
四百零九条。十一年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③，纂修律例馆附于刑部。乾隆朝先后纂修《大清律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诸名目。
嘉庆以降，经道光、咸丰，迄至同治，附例迭经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而例益发繁碎。或因律破例，或前后抵触，参差歧异，高下纠纷。光绪、宣统，考察西法，改订清律。宣统二年（1910），全书奏定，称为《大清现行刑律》，分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翌年清朝统治结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编纂《会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和光绪二十五年。各《会典》体例相同，而后典删修增补前典，收录行政法规，具有综合法典的性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行政法典。此外，清代行政法规有户、礼、工各部《则例》，以及吏、兵各部《处分则例》等，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体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与《明律》的类、门、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异。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贱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显的特点。旗人身份，刑罚有殊。《清律》规定，旗人身份于刑罚上优渥恩典，则为前代所无。
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尊贵者。清显祖（塔克世）本支为宗室，系黄带，旁支为觉罗，系红带。宗室、觉罗犯罪，享有议亲之典。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死刑“宗人府进黄册”①。但实际上，雍正帝谕称：“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②。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议之不可为训，对宗室内的政敌是个打击。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与常人同为共犯罪之人，而刑罚轻重悬殊，未为公当，欲所爱而适以害之，命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其曾系黄、红腰带与否，竟不必论”③。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为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④。道光五年（1825），钦定例规定：嗣后宗室不安本分而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即照科条分别枷责实发，于人命案，“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以拟斩、绞，分别实、缓”⑤。宗室、觉罗的身份犯人，其优渥范围逐渐萎缩，减刑节级日趋压缩。
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原例规定旗人犯罪可依例减等换刑，笞、杖可换鞭责，徒、流可折枷号。
③ 《增修律例统纂集成·白山常德序》。
① 《清史稿》卷144《刑法志三》。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5。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8。
④ 《清仁宗实录》卷358。
⑤ 《清宣宗实录》卷86。
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五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边卫者，七十五日；边远、极边、烟瘴、沿海、边外者，俱八十日；永远者，九十日⑥。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犯盗窃罪，免于刺字；重囚必须刺字时，则刺臂不刺面。八旗官兵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发遣，止于鞭责而已。其至亲阵亡者，或本人出征负有重伤，援天命朝“免死牌”①先例，均可免普通死罪一次。旗人犯罪不下普通监狱，而下内务府监所，或圈入八旗高墙之内。旗人的诉讼，也与民人不同。但是，后来旗人犯罪的特殊身份与民人犯罪的普通身份日渐接近。雍正四年议准，嗣后汉军旗下人犯军、流、徒罪，包括应发极边及烟瘴充军者，均“按其所犯，照例编发”②。乾隆二十七年，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