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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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中共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 卷，一作30 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① 《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 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