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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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合计产值（万元）　10931　12694　15796　20957　23330　22317　20117　18205内民营（万元）　8617　9706　11425　13432　13294　11265　9308　8820民营比重（％）　78。8　76。5　72。3　64。1　57。0　50。5　46。3　48。4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发展，但其发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11％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17％。”①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11。4％。但1942　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0。2％，而民营工业负1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11。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1938—1945　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3％，而官营工业却是22。1％，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6％。①1942　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1942　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1943　年1　月开始实行限价，6　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发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发展是在1940　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1/4　左右，1941　年占36％，1943　年即增至50％。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1943　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1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1943　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46—547　页。
　　①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47—548　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1938　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13。5％，1943　年竟达51。1％。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1。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100　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　家，资本1566　万元，工人5023　人。炼钢厂5　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15　万元，工人819　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1938　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　万吨、钢约700　吨。到1941　年钢增至900　吨，1942　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速发展，1942　年生产生铁2。4　万多吨，钢2400　吨。1942　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1944　年生铁下跌至1。8　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发展最快的民营工业。1944　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6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0　万元，工人3。34　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　台，已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1939　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0　余家，内400　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00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00　余家，内90　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100　家，内88　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　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1944　年产值猛跌1/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1353　个厂，资本额11。127亿元，折战前币值1。108　亿元，工人6。453　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10　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100　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1938　年产量为272　吨，1944　年为1193　吨，增加3　倍多。碱1938　年产量为520　吨，1944年为6101　吨，增长近11　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　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15。7　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60％。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1944　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0　家，资本额5。6　亿元，折战前币值5890　万元，工人近8　万人。1942　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25。6301　万枚，布机1925　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1942　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发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6　家，资本122　万元，钢磨35　台，日产能力9240包。战时新设厂18　家，日产能力1。641　万包。官商合办厂5　家，钢磨20　台，日产能力3420　包。小型面粉厂41　家，日产能力6737　包。据统计，1942　年面粉产量488　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　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0　年5　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年7　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　年7　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6。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　年有轮船1027　只、11。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689　万吨，民营6。3795　万吨，到1941　年只存下轮船309　只、4。654　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13　万吨，民营2。3827　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　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6　只、1。87　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10　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　年，民生共有轮船137　只、3。6　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1943　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　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　省，约有人口1。5　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　万人，兵员600　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　年约达245。1　亿元，折战前币值6。28　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42年有商业2。592　万户，资本49535　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100　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　年8　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　行，分支机构853　处，合计86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　行，分支机构1127　处，合计1431　行、处。商业银行有115　行（内有10　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　处，合计710行、处。115　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　家、分支机构654　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36　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　亿元，而关内是55。46　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0　亿元（按1947—1948　年国统区1936　年币值），仅及1936　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　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　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　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　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　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　年的78。6％，即14。85　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　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　年的20。50％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