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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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从各自的认识角度陈述了理由，有的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赋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它的领导；有的强调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的则把“五四运动”扩展为“五四时期”来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内涵上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时期”。也有的论者明确表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 年10 月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1918 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发表。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1902 年梁启超的文章，而是1899 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1898 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
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共“一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近年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分歧。
1。关于会议时间。
史学界已排除7 月1 日开幕说，确认7 月23 日为“一大”开幕日，但在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结束的时间上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7 月23 日为开幕日；24 日、25 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26 日、27 日休会起草文件；28 日、29 日每日上下午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30 日举行最后第七次会议。第二种说法是：7 月23 日会议开幕；24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5 日、26 日休会起草文件；27—30 日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7 月31 日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第三种说法：7 月30 日以前的安排与第二种说法相同，但认为7 月30 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后就休会，至8 月5 日才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
2。关于会议代表。
有两种说法：一说12 人，另一说为13 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说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个地方选派无材料证明：一大会务经办者李达否认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证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开会的记者。后说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其理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记载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单中有包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 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其中有6 人认为他是正式代表。
3。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历史上长期存在“南陈北李”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们为何均未出席中共“一大”？学术界习惯的说法是两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马林要召开中共“一大”，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故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国际代表。“一大”前，陈独秀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李汉俊受马林嘱托寄来的召开“一大”的通知，自然产生人格尊严被轻视之感而产生抵触情绪。
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不是因为他负责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 年3 月14 日至7 月28 日，北京八所大专院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争取教职员工生存权利的总罢教斗争。此间，李大钊除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还一度担任“教联”的代理主席，几乎天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曾于6 月3 日被打伤。这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标志中共成立的观点，认为中共创建于1920年，即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应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持此观点者指出，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无法解释“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 年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 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 月4 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 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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