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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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打倒，是在1949 年。但这个胜利的基础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奠定的。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被推翻，是在1949 年，但它走上下坡路则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所谓国民党走下坡路，第一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第二是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力量对比而言的。如果从军事力量上着眼则是一直上升的（解放战争后期除外）。它的统治地区在抗战结束后也比抗战期间扩大。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最后覆灭。所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所代表的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
第一节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作为中国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1927 年4 月开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在1930 年中原大战中打败冯阎两集团以后，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和各派政治势力中，占了明显的优势。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高喊消灭两广军阀和“扑灭赤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和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国民党统治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又一次被迫下台。蒋重新上台以后，为了稳定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政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被镇压下去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对内专制独裁，他除了得到本集团的人和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政界知识界人士拥护以外，真心拥蒋的人是不多的。1936 年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破产，蒋被迫接受并实现了人民的部分要求。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共产党人也表明态度说：“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①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 年3 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这些虽然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毕竟是国民党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时一些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普遍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形成了一面倒的舆论。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战初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就是“加强政府中枢”。这就是加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1937 年10 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于1937 年9 月发表文章，反对“标新立异”，要人们“信仰舵师”，“信托”政府，一致听从蒋介石①。抗战前因进行抗日活动而一度被捕的张申府，在抗战开始后说：“我常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庆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②以上这些不是个别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年12 月28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 页。
① 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申报》1937 年9 月1 日。
② 张申府：《目前的根本要务》，济南《实报》1937 年10 月11 日。
人的表现，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这些反映了蒋介石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论到全国一致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时候，必须考察共产党的态度。1937 年9 月22 日，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宣言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次日，蒋介石发表了谈话。他以政府的名义“接纳”共产党，“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公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两党特殊形式的合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大会，建议发布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这些建议表达了中共对加强国共团结、加强全民族团结的愿望。1938 年11 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再次声明“建立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并表示“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
总之，根据事实来考察，当蒋介石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比较积极的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确实是大大提高了。这种地位和威望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最高峰。蒋介石从他叛变革命以后，南京政府从它建立以后，这时是最受人民拥护的时期。人民的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违抗的。
但是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大体上从1939 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对他们的某种好感就开始下降了。毛泽东曾指出过这种事实：国民党在1937 年和1938 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挑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同共产党的武装冲突。在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同时，国民党于1939 年9 月到1940 年4 月玩弄了一次宪政骗局。国民党的假宪政曾引起某些进步民主人士的巨大希望，但结果是国民党在他们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希望变成了失望。
1940 年底到1941 年初，国民党又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的政治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从此国共关系大大恶化。抗战前途蒙罩了浓厚的阴影。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当时的进步人士揭露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而告‘失踪’的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4 月24 日），《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7 页。
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发国难财者的罪恶，坚持‘有钱出钱’的战时经济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经济’。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讯杳然。”①这里揭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事实。国民党越是反动就越是失掉人民的拥护。
在皖南事变之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 年3 月成立。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表现。前面说过，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为了团结而解散了自己的组织。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抗日阵营出现了巨大危机。这时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等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他们要“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①。这种立场和态度和“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的立场和态度是大大不同了。这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这样的估计：“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②“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③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蒋介石政治地位开始上升的关键，那么皖南事变就是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的关键。
1941 年以后，国统区的经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1943年以后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却大大加强，这就使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更加不满。这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太平洋战争也胜利进展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不久以后，抗日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很短时间内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但很快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难之中。
没有多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就被中国人民推翻了。
以上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力量变化的过程。
① 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大众生活》（香港版）第4 期，1941年6 月8 日出版。
① 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
② 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 年3 月18 日），《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8 页。
③ 《中央1941 年3 月政治情报》，1941 年3 月22 日。
第二节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党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展。它不是离开国家的民族的历史任务，而是满腔热诚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任何避开或偏离革命中心任务去谋求革命力量发展的意图，都是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完满体现，因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15 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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