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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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5020 万美元，东北的铁路、煤铁矿、主要的工业部门如榨油、酿酒、面粉、制铁、缫丝、木材、火柴、皮革等行业也受日本控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居垄断地位。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以前，外国在华投资中，有42。8％集中于上海，有33。9％集中于东北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3 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军事性的经济统制迅速发展，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满矿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垄断资本，它们实际上控制了东北的全部工矿业和运输业。到抗日战争前，在东北的日本资本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43。2％。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则集中了关内外国银行业投资的79。 2％，进出口和商业的81。2％，工业的67。1％，房地产的76。8％①。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了。当然与日本独占东北相反，上海是各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享的国际资本家、冒险家投资的“乐园”。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仍在增长，到1945 年达到303640 万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44。9％。上海在这一时期，曾有一度的“孤岛”繁荣，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华财产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在华投资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接收。因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的外国投资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国在华投资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广州、武汉等地也是外国在华投资的较重要地区。
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是指外国在华投资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资领域内的具体分布。
外国在华投资基本上由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部分组成。大致说来，如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4 页。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4 页。把赔款除外，外国在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的60—80％。当然，在这100 多年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据美国人雷麦在三十年代的估计，1902 年，间接投资占36。1％，外国直接投资占63。9％。1914 年，前者占32。7％，后者占67。3％。1931 年，前者为21。9％，后者达78。1％①。吴承明先生对此作过估计，他认为：如果不计战争赔款的未付额，则1902 年间接投资占34。9％，直接投资占65。1％，1914 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33。7％和66。3％；1930 年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2。9％，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 年直接投资的比重升为80。5％，间接投资为19。5％；1941 年，直接投资更上升到90。4％。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供国民党作内战经费之用，间接投资的比例一下子跳跃到51。2％②。吴先生的估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觉得，应该把赔款转化为债务算进去。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外国在近代中国的间接投资的比例就会高出许多（详见下表）。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比例表单位：％1902 1914 1930 1941 1948雷麦的估计：间接投资36。1 32。7 21。9直接投资63。9 67。3 78。1吴承明的估计：间接投资34。9 33。7 27。1 9。6 51。2直接投资65。1 66。3 72。9 90。4 48。8笔者的估算：间接投资65。6 49。6 30。6 10。2 52。0直接投资34。4 50。4 69。4 89。8 48。0就间接投资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军事经费。但无可否认，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抵御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借款，一部分是用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形成，都与外债有直接的关系。
清政府130589 万两库平银外债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388 万两，占总数的60。79％。海防、塞防与抵御外侮借款7950万两，占总额的6。08％。各种行政经费借款占总额的4。45％。各种实业借款37456 万两，占总额的28。68％。其中铁路借款占24。36％，矿业借款占① 雷麦：《外国在华投资论》，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76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第31 页。
2。68％，电讯借款0。67％，其他借款占0。97％。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举借外债157396 万银元，各种军费和行政经费的借款68816 万银元，占43。73％，实业借款45462 万银元，占28。88％，借新债还旧债43118 万银元，占27。39％。在实业借款中，铁路借款占总借款的20。60％，矿业借款占0。62％，电讯借款占1。59％，工业借款占0。40％，航空航运借款占1。16％，金融借款占0。44％，教育事业借款占0。36％，其他实业借款占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用于抗日的借款达325172 万银元，占这一时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万银元，占14。43％。实业借款59661 万银元，占13。27％，其中铁路借款占4。83％，电讯借款占0。27％，航空借款占0。29％，金融借款占3。63％，教育借款占0。02％，其他实业借款占4。23％（详见下表）。
近代中国外债投向情况表单位：清代为万两库平银，清代以后为万银元，％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军政借款5794 4。4 68816 43。7 64922 14。3赔款借款79388 60。8抵御外侮借款7950 6。1 325172 72。3（抗战借款）
借新债还旧债43118 27。4实业借款37456 28。7 45462 28。9 59661 13。3其中：铁路借款31815 24。3 32426 20。6 21729 4。8电讯借款874 0。7 2643 1。6 1210 0。3矿业借款3505 2。7 984 0。6航空借款1831 1。2 1296 0。3金融借款693 0。4 16305 3。6教育借款512 0。4 82其他实业借款1262 1。0 6373 4 19039 4。2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
就直接投资而言。外国在华投资，多集中于商业掠夺性企业，即用于贸易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运输业方面，至于对工矿企业的投资，除1947年外，始终占不到20％。而且在工业投资中，大都是进出口公司所附设的加工工厂、船舶修造厂等（详见后表）。这说明这些投资是为其对华投资和掠夺服务的，并表明西方列强通过这些直接投资使中国永远从属于宗主国的险恶用心。
近代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表①单位：百分比年份金融业贸易业运输业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1894 31。28 38。53 12。20 12。11 0 0。921914 7。86 14。83 34。90 11。50 6。15 2。771930 16。00 28。10 20。60 15。80 7。60 6。001936 40。72 22。26 9。48 15。76 3。91 7。411947 20。50 13。75 9。82 23。33 7。91 24。68① 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529 页；第三卷，第43、747 页。第三节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个资本输出的一般规律。但这还不够，在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在华侵略特权的存在，外国在华投资更具有赤裸裸的掠夺的性质。具体表现在：外国在华投资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润却十分的丰厚。
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许多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创办企业时，根本就身无分文，而是在华投机冒险起家的。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以鸦片贩卖、土地占有、战争勒索、投机欺诈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取得在华企业投资的资本。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诸国在华企业和不动产投资的总额，约值37亿美元。但其资本，大部分并非自国外输进，而是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其中价值4。4 亿多美元的地产，则是由特权强占和地价上涨而来的。有人估计，除日本外，英、美等国输华的企业资本额，最高不会达到其投资额的1/3。就鸦片贩卖而言，鸦片是西方列强踏上中国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伤天害理的祸事，当时来华的许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鸦片起家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走私贩卖鸦片的洋行约有200 家，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逊洋行在中国操纵了70％的鸦片贸易市场，大发其财，逐渐形成为从事房地产的托拉斯集团。据有人估计，从1800—1894年的95 年中，西方强盗共向中国输入了372 万箱鸦片，价值在22 亿银元以上①。再以工业为例，大规模的企业如开滦煤矿原为中国的企业，是英国人趁庚子事变仅以5 万英镑骗得的，实际上等于由英国无代价地“收买”了。自1911 年开平煤矿公司与中国的滦州煤矿公司合营时起，至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为止，英国股东已坐享371 万英镑红利、96 万英镑股息，同时其资本净值增加了50％。可见英商以其5 万英镑的投资，在26 年时间里，不仅赚取了371 万英镑的利润，而且在中国保有300 万英镑的财产。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在华企业，就是这样凭借侵略特权毫无代价地取得的。不仅如此，各大企业庞大的资产和历年的增资，也大都来自在华攫取的利润，很少有资本输入。
一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也是外国在华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从外国在华投资的利润上看，它们一般均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估计，自二十世纪初的1902 年至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止，帝国主义① 许毅、隆武华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年版，第70 页。国家所输入中国的企业投资不过10 亿美元，而从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润却高达20 亿美元。关于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工业的利润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出一二（详见后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利润率，只是账面的纯利对已缴本额的百分比，并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变相利润和隐蔽利润。所以，实际利润肯定要超过此数。许多外资厂矿企业，在三、五年内就从企业利润中收回了原来投资的数额。如开平煤矿在1901 年、1904—1913 年间的平均利润率达17。49％，则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资额。再如耶松船厂在1895—1913 年这19 年间，平均利润率达16。12％，这意味着已经收回几倍原始资本了。另外，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利润，除了提存准备金和折旧费外，都分股息红利，并且相当高。这些剥削来的高额股息，稳稳当当地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关于这一点，英商耶松船厂（1900 年）对此供认不讳：“在过去八年间，我们付给股东的股息共计887500 两，或者说，比公司原始资本（800000 两）还要多77500 两；这就是说，各位先生，你们已经收回你们的资本和超过资本10％以上的收入了。”①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的利润率，远远超过他们本国的利润率。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利润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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