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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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觉者，张商英，宋观文殿大学士。喜谈禅，自谓得当时高僧兜率悦之传，《五灯会元》十八有传，媚之者至称为“相公禅”，见《避暑录话》上。曾撰《护法论》一卷，攻击儒家，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谓此论为洪觉范假张名所著，是否另一问题。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录《护法论》，皆称张商英撰。商英与洪觉范往来，且见《宋史》三五一本传，其於佛教非门外汉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见《续僧传》一、《开元录》；菩提流志及怀迪者，唐僧，均见《开元录》九、《宋僧传》三。两流支虽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为一，抑何陋耶！商英谓《开元录》之言不可信，吾谓商英之禅尤不可信。晁氏既采其说，马端临《经籍考》复采晁氏说，谬说相传，不容不辩。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此必稍通佛学者所为。吾尝考之，四库馆员中以佛学名者无几，吾颇疑其出於历城周书昌永年也。
纂辑《四库全书》之议，虽发自朱竹君筠，然与周永年之《儒藏说》，亦颇有关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书。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条议，於《永乐大典》中搜辑遗籍，命名《四库全书》。五月，令将各省进到之书，分别应刊、应钞、应仔目三项，汇为总目，并各撰提要。七月，诏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邵、
周为刘统勋所保荐，周则统勋乡人也。
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後》，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於宗教之流别盖茫如。”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昶时在云南军营效力，范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严宗旨》，乾隆九年举人，当卒在前，永年则以是年成进士。越二年，即开四库全书馆。
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说，独《开元录》条不然，最为有见。惟谓“佛氏旧文，兹为大备，亦兹为最古，所列诸传，尤足为考证之资”云云，则殊未尽然。撰者盖未见《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等，故以此为最古；又未见慧皎、道宣等《高僧传》，故以此为无上考证之资。而不知《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升所自撰者无几也。
又谓“朱彝尊作《经义考》，多与此符”，其说亦不足据。《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盖取法《出三藏记集》。撰《四库提要》者只见《开元錄》，未见《出三藏记》，闻人言朱取法释家目录，遂以为《开元录》耳。《开元录》前十卷以译人为主，与《经义考》之以书为主者不同；後十卷虽以经为主，而不录经序及後记，又舆《经义考》不同，正不必强为附会。至谓“《隋书》载王俭《七志》，以道、佛附见，合为七门”。七门当为九门，王俭《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二
《高僧传》十四卷 粱释慧皎撰
宋、元、明、清藏皆著录。
慧皎，《续高僧传》六有传，事迹不详。梁元帝撰《金楼子·聚书》篇，有“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语，则其富於藏书可想。
又《高僧传》卷三末译经论有曰：“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则其主张博览，反对空疏又可想。
《隋志》杂传类有《高僧传》十四卷，列宝唱《名僧传》后，题释僧佑撰，此今本《隋志》之误也。此书盖即慧皎撰，试分四节辨明之：
一、何以知此书非僧祐撰？曰僧佑未闻著此书。宝唱为僧佑弟子，此书果僧佑撰，似不应列实唱书之後。
二、何以知此书为慧皎撰？曰此书卷敷与皎书合。皎书本为不满“名僧”二字而作，今此书列《名僧传》後，故知为皎书。
三、何以知古本《隋志》不误？曰两《唐志》於唐以前书多同《隋志》。今《唐志》皆作《高僧传》十四卷，惠皎撰，而无僧佑《高僧传》，以此知古本《隋志》不误也。
四、何以慧皎能误为僧佑？曰慧皎与僧佑皆梁僧。僧佑行辈高，名器盛，著述存者较多；慧皎所著，存者仅此书，故易误为佑也。姚振宗《隋志考证》巳辨其误。《四库》不著录此书，未见此书也；《书目答问》载此书，以有海山仙馆刻本也。
本书十三卷，叙目一卷在後，为十四卷。据叙，本书所载事迹，终於梁天监十八年，然慧皎至梁承圣三年乃卒，见本书後记。海山仙馆本将目录改在卷首，虽便检阅，究失古意。近年金陵刻经处有单刻本，题为初集，名亦不古。学者普通称为《梁高僧传》或慧皎《高僧传》，以别於後出之书。
本书之主旨及内容
本书以高僧为名，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当时僧众猥滥，拘俗者多，故慧皎之论，每为时所不喜。慧皎自序於历数诸家僧传之失後，特辩之曰：“前之作者，或嫌繁广，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
又曰：“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作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於僧家事迹而已。
本书为类传体，凡分十门。每门之後，系以评论：一译经，三卷；二义解，五卷；三神异，二卷；四习禅，五明律，共一卷；六亡身，七诵经，共一卷；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共一卷。
自後汉至梁初，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又二百余人。後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惜为时地所限，详於江左诸僧，所谓“伪魏僧”仅得四人，此固有待於统一後之续作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未有单刻本之前，只有藏本，学者少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二有孙渊如藏抄本，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云：“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於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云云。故孙星衍《续古文苑》十一有慧皎《高僧传序》，注云：“《四库书》未录《梁高僧传》，故此序不传。”其实何尝不传，特学者未之注意耳。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遣又有明版姜家印行本，谓：“《通监》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与《北史》同，足资考证。”按北凉沮渠牧犍，《魏书》、《北史》均作改年承和，《御览》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作永和，《通监·宋纪》元嘉十年条因之，故纪元诸书，多以永和为正。据此书卷三《浮陀跋摩传》茂虔承和五年丁丑，即宋元嘉十四年，舆《魏书》、《北史》合，则“永”实误文也。
《世说新语》为说部最通行之书，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
人，此二十人中，见於《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世说》中凡四五十见，应入《晋书·隐逸传》，然《晋书》遣之。《高僧传》四有长传，而支道林始末毕见。
竺法深亦负高名，《世说》中凡五六见，刘孝标注谓：“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据《高僧传》四，则法深者僧名潜；晋丞相王敦之弟，年十八出家。永嘉初避乱过江，年八十九卒。晋孝武帝悼之曰：“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何得谓不知俗姓，且法深卒年八十九，亦可订《世说》注七十九之误。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初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
叶德辉辑《世说》注引用书目，於庾法畅《人物论》下云：“《高僧传》引作康法畅，两书必有一误。”而未断为谁误，盖未细考耳。
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於《高僧传》十三《迁传》。
《梁书》二十二《南平王伟传》：“伟，太祖第八子，初封建安王，天监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埋。’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南史》五二同。
江革见《梁书》卷三十六：“豫章王综长史，随镇彭城，城失守，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作丈八寺碑，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将加箠扑，革厉色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南史》六十同。
吾人读此二传，知南平王之高义，江长史之忠贞，然王曼颖何人，仅知其贫无以敛而已。夫天下贫士多矣，苟别无所表见，则贫何足尚。及读《高僧传》末附曼颖与慧皎往复书，乃知皎撰《高僧传》，曾与商榷义例，既成，曾请其掎摭利病，并称其“学兼孔释，解贯玄儒”，则曼颖不徒以贫见称，实为梁初之高士，宜江革与之为友。《广弘明集》廿四采此二书；孙星衍《续古文苑》八载曼颖一文，亦根据此传；严可均辑《全梁文》亦采之；姚振宗考《隋志》杂传类补《续冥祥记》，亦利用此等史料以考王曼颖，而王曼颖乃真不朽矣。
《续高僧传》三十卷 唐释道宣撰
明、清藏本四十卷。《大唐内典录》五、《开元释教录》八均作三十卷。《旧唐志》杂传类连出两部，一作二十卷，一作三十卷。《新唐志》释氏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