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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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儒老董仲舒，齐人，是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创造人。他约生于高祖中年，
卒于武帝元狩之间，太平御览载（九七六引）：“董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
十余。”汉书五行志说：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
阳，效洪範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
武之世，董仲舒洽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接春秋一书，自孟子从来即为儒家所推崇。但过去儒家，只从政治观点
以推崇春秋的微言大义。自董仲舒起，始援阴阳家之言解说春秋，始为天道
人事相互影响之说开拓了新土，始使春秋成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始使其
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哲学神学的内容。这是董仲舒在中世纪思想史是
别开生面的东西，也是他在中世纪发端期所以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的秘密。
武帝为什么要使人“具以春秋对”呢？这里实在有复古路径的主观选择
的深意。著者认为春秋时代摚裣壬男问剿到蹋缫驯豢啄校龃�
出显学：且又被战国诸子所分裂，而发展出各派一家之言。然而，到了中古，
摚鹚到谭炊吓挠谧ㄖ频慕烫酢Ｄ谇笸骋欢馊烈牡业奈涞壅撸蛴钟�
赖于尊王攘夷的“霸”道作为理论根据。汉代儒林之复古于“端委摚稹保�
不能不首先求之于“断■朝报”，这当与武帝的中央集权主义是相适应的。
董仲舒以“三年不窥园”的苦学（汉书卷五六，本传），“乘马
不党牝牡，志在经传”（太平御鉴）的尊心，“论思春秋，造著传记”
（论衡实知篇）。甚至有这样的神秘传闻：“董仲舒萝蛟龙入怀，乃
作春秋繁露词。”（西京杂记卷二）
这样因龙入怀而论著春秋，是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象征着武帝的圣旨
呢？我们不必为古人圆梦。但“繁露”之义，颇耐人寻味。按此，古有三说：
一、以繁多露润之周札大司乐疏为说；二、以假古冕之■露垂象取名为说：
三、依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孔注：“繁露，冕之所垂也”，
言通贯春秋属辞比事的精神为说。后说近似，取义之神秘，不言而喻。
董仲舒窥见武帝的圣意，便把春秋二百四十余年间的故事经验，比例推
行出适合于最高皇权的原理，神秘到“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例如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本傅）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
政正诸侯之位，以诸侯之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
秋繁露二端）
“明君臣之义，守国之正也。”（王道）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玉英）
“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
位。”（竹林）
“春秋尊礼而尊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精华）
绝对王权在地下的现实世界，好像神国的五帝之上有“太一”，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
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
原料、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深察名号）按
他以“志为质，物为文，”并主张不得已而“宁有质无文”，“礼之所重者
在英志”。因此，王君以礼尊身，好像“太一”之神降服五行，一切可以唯
心出之。
中世纪宗教之所以成为精神的解救或把贫困表现做涂了油的圣光，是因
为中世纪出现了赋有半自由身份而遭受超级济剥削的农民阶级，是为了对付
农民的不可忍受的贫困的反抗。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已经证明了农民
阶级的政治力量之足以决定王朝的兴亡，代秦而有天下的汉玉室本是盗窃农
民起义的果实，当然更能党解此事。所以，从汉室定鼎起就不断的向农民解
说：汉之代秦是出于天意所属，企围从天的意志里找到自己统治世界的不变
的根据。汉害高帝纪所载诸多神话，皆自此出。
神话生长成神学，非一蹴可就，而需要着一个酝酿时期。事实上通过了
从汉初至于文景的约计六七十年间的“与民休息”政策，才提供出神话生长
成神学的适切的土壤。汉书食货志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都鄙廪庾尽满，而
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
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阡陌）之
间成群。？？役时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
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
这里的富裕与安定，所谓“与民休息”，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
扩大，因此，我们必须知道：
第一，富裕只限于领主豪强官吏及王室与宗室的贵族阶级，而农民大众
的痛苦生活不但并未从“与民休息”里减轻分毫，而且表现出封建制的基本
的阶级矛盾。同时，在豪强兼并之中，豪族地主和皇族地主的矛盾也扩大了。
汉书食货志就把这样的矛盾叙述出来：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
五千，入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
定，民亡盖臧（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
帝即位，？？贾谊说上曰：‘？？失时不雨，民且狼雇，岁恶不入，
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
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共骨。？？，？？晁错复说上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
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
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
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
以偿责者矣。？？’？？至武帝之初？？董仲舒歌上曰：‘？？至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
伯，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铙，荒淫越制，逾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或耕
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重大彘之食。重以
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赫衣半道，
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仲舒死后，功费愈
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第二，名义上是“与民休息”，实陈上则使“农夫”“四时之间，亡日
休息”。此因中世起王朝的本质，根本不能予人民大众以幸福的生活。所谓
“与民休息”，实质上只是暂时对农民采取安定的政策，以争取统治阶级所
支配的编户齐民归户籍以从事生产；暂时对诸 侯权力采取妥协的政策，从确
保地方与中央的和平共处。史称“文帝恭俭”而“好刑名黄老之术”，“景
帝遵业”而“不任儒”，其文化政策的实践意义即在于此。但是，从自足自
给的生产体制，自然会引出土地的兼并；而在“贵者即富者”的中古身分性
的体制里，诸侯王国与中央王室，特别是豪族地主和皇族地主又必然发生统
治阶级的内讧，因而地方政权的强化，遂成了中央集权的威胁或王室统治的
危机：豪族的土地占有制，遂成了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威胁。文景时代的
政论家，如贾谊晁错等，皆以兼并为危机的证件，而归本于尊王，具理由即
在于此。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对文帝说：
“商贾大者积貯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某奇赢，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
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某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埶，
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
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
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晁错所讲的这段话，是我们常引的文句，但其中所含的意义必须深一点
来究明。第一，汉代贱商人的法律主要指其没有土地所有权，然而事实上商
人因了交通王侯，而取得富贵，以至于和郡国诸侯相利用，威胁了皇权。第
二，皇权所尊的和现实所贵的形成了矛盾，上下好恶的乖迕，表现出皇权和
勾结商人的豪权之间的矛盾的一个侧面。第三，这里指的农民的流亡，是通
过了豪族地主阶极才成为现实，不是单纯的商人所能趋使的，而所谓“兼并”
也不是纯经济关系而成的。因此，这段话指出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
以及豪族地主与皇族地主的矛盾。如实言之，这都不是中世纪统治者本身所
能解决的。但是，站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立场来看，则又是非解决不可的
紧急问题。到了武帝时代，一改“恭俭”“遵业”的作风，而毅然采行了“雄
材大略”的“有为”路线，共目的就在于要解决这一矛盾。
史称武帝的“雄材大略”，不是别的，正是为实现大一统而动员。它表
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为了削弱诸侯王国的叛逆的基础而厉行工商汪（煮监、
冶铁、铸线）的国有政策，特别是为了打击豪强地主而强化土地国有政策；表
现在文化思想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学术的统一政策。但是，
在这里，对于离心的诸侯藩王，对于兼并的豪强地主，特别是对于饥饿的农
民大众，为了使人们口服心服，更需要一套神学的正名主义。此所谓神学的
正名主义，即把儒家的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
行说唯理化，把汉之代秦的王朝更替，归结于奉天承运的天道的必然性，把
现实中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机构，董
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正是这样一套神学。汉书本传所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最足表现这一精神，例如其第三策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种神学，不啻是武帝雄材大略政策的代数学，因此，“武帝即位，举
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冲舒以贤反对策焉。”（汉书本传语）“董仲舒表
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篇）
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武帝建元元年。（汉书武帝纪载于元光元年，
而司马光通鉴汉纪则上移此事于建元元年，二者相较，通鉴为正。此点，今
人史念海已有考辨，文见史与地第三三期）此时正值“恭俭遵业”与“雄材大
略”的交岔点。从思想上看，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