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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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
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这是司马迁论儒学所谓“具见表里”之里，至于现实社会的儒者的“表”
呢？首先就有孔甲、叔孙通。
汉初叔孙通率鲁诸生制礼作乐以来，至武帝置五经博士，儒者独尊，这
就是所谓“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他们争竟利禄，也就是所谓“游说乞
贷，不可以为国”；叔孙通的一套礼仪又是所谓“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
儒林传是一篇儒学史，说明儒者之源流。从孔子论次诗书，修订礼乐并作春
秋，七十子或做师傅卿相，或友教士大夫，经过战国孟荀显学，至秦六艺缺
亡，以至秦汉之际的儒者。汉代就不是过去的儒者了，在史记的叙述里，成
了一种礼拜仪式的宗教神父学派了，他说：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
为陈涉博士。？？然而摚鹣壬剑嚎鬃永衿鳎饰祭�
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帝？？国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
绝。？？”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向乡饮之礼。叔孙
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
“（孝文孝景）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
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及窦太后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
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司马迁在上面一段朴实的记载之中，一再暗示儒学末流是为了具官待
问，封侯拜相，他们伪托礼仪，取得太常博士等官。于是司马迁大叹天下学
士儒者，靡然从风，从复古于摚鹣壬拇呵镄问轿耪伲员季豪恢�
为目的。
所以，我们认为晏婴论孔的传说，是一种托辞，藉以骂汉儒末流下贱到
“滑稽而不可轨法”。儒林列传在此段文字下面，还详引博士弟子的制度，
说那些“仪奘端正”的“出入不悖”的斌斌少年，都有资格惭进而为官儿，
食几百几千禄石，因而儒林便成“乞贷人”了！史记礼书缺亡，恐怕也是因
为讽刺过火吧。
司马迁把管晏列传次于伯夷列传，以晏婴人格甚高，“君语及之，即危
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并进而赞美说：
“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恩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
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明明又是对合法博士的反语责斥。他认为“今
上”天下，都是些卖膏药的谄谀博士，像晏子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故说晏子
在，他愿为之执鞭。由此看来，上面晏子论孔的话是托为重言，便更加了然
了。据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谓其旨多尚同、兼受、非乐、节用者，皆出于墨
子，断为墨子之徒所作。那么，司马迁之重视晏子，颇有以墨反儒的暗示。
按晁公武郡齐读书志说晏子春秋是“晏子之后为之”，但未定何人为之。刘
向把此书列为儒家，实甚不类。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一在形式上兴儒术，一在精神上兴儒学，在司马迁
看来，都是晏婴的罪人，试看史记如何为他们做列传，便知道“累世不能通
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不是指孔子，而是影射谁人了。
史记合传纪人，都有取意，如管晏合传，孟荀合传，屈贾合傅等。刘敬
与叔孙通合传也有寓意。刘敬的“和亲”献策开中国封建制皇朝屈辱政策的
创例，和刘敬配传的是叔孙通的创礼仪，使汉高帝享受得尽然说“吾乃今日
知为皇帝之贵也”，一创对外的献媚，一创对内的献谀，这可看出司马迁寓
论断于序事的春秋笔法。他纪叔孙通创朝仪说：
“汉五年，？？诸侯共尊汉玉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
号。？？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
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
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于是叔
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雨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
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往矣，毋汗我！’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
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
曰：‘上可试观’，上即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
臣习隶。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阴，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
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
从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
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从下至吏六百石，
以次奉贺，自诸侯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
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让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
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
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
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
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一段喜剧的描写，是太史公的绝妙手笔！高帝自补了白青黄赤四天帝
以外的第五帝，以应符瑞，在人间还没有享受皇帝的场面，故在这样活刷的
彩排里，他乐得称做皇帝极为可贵，而通与诸生弟子则“乞贷”出官禄，洋
洋自喜，于是乎叔孙通成了识世务的大“圣人”！礼仪在汉初儒者手里就是
这样的法宝！叔孙通之识当世之务，在于懂得高帝的心理，廿二史答记指出
汉初将相大都粗人，不是狱卒材官白徒，便是屠狗吹鼓手贩缯輓车者，这些
人是不会温顺的；叔孙通所说的“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的话，可谓动
人的“游说”。司马迁的这段描述，就是对于晏子论孔的活现的注脚，含有
思想斗争的精神，这正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反抗精神！
武帝不仅需要这种形式，更须在精神内容上利用儒者了。董仲舒的灾异
阴阳说，会载之儒林列传，前面已经提及，兹再据汉书说明一下继叔孙通而
更进一步的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他的建置方案，罢黜百家灭息邪说，已如上
言，这里仅论他的儒学。
叔孙通止于看到高帝羁驭群臣的心理，而“面谀”礼仪；董生更看到武
帝“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依据春秋大一统之义，配“天下之常经”，
立“古今之通谊”。武帝的意旨是：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
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由于这种惶惧，才问董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在董生133 的
对策里，首先说了一篇命符灾异的宗教理由，进而说明，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于正，要据春秋一元之意，由上而下地统一法纪，“壹于正而亡有邪气”，
“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武帝还疑“当世之务，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故
董生说要“有始有卒”，必须原大道之“天不变，道亦不变”，居君子之位
如同乘车者，不能如小人之负担者，结论是春秋之大一统，其策便是绝灭百
家邪说而一统于六艺（详见董仲舒传）。
这不是晏子所说的“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么？合叔孙通和董仲舒而
论，又不是“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俗，
非所以先细民”么？更不是对于叔孙通“道固委蛇”以及对于董生“更化”
民俗的反驳么？
从上所辨，是关于司马迁评儒之一表一里，经过这样具体说明，便使他
所说的“具见表里”，始由隐约而显著，从而知道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原始
察终，见盛观衰”的真意。他尊崇孔子作春秋，并从史记继绪春秋自居，他
正是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
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实际上他是托春秋来表白自己，从后两
句话更可以看出他婉转地反对法度的干涉。
他在孔子世家中，着重纪述两点。第一点是说明春秋之义的创例，辞约
指博，谓“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甚至他以为孔子对于礼乐诗书的整理，是广义的历
史纪述，“以备王道”，不是如谶纬所说的“孔子为汉制法”。第二点是说
明大儒的道行，卓尔独立，结论是，“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
而不能为容，今尔（子贡）不修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颜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
也！”第一点是他所师承的，第二点除率己外，更反对汉儒的无行。
史记关于后期儒家，有孟荀列传，可注意者如下：
一、他记述孟子的思想并无内容，而特详于继承孟子的驺衍，并评论他
“其语闳大不经”，“其言不轨”，似以阴阳家与孟子有源流关系。
二、他记述荀子颇重在反对当时“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并开启“营于
巫祝，信禨祥”的风气；“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似以荀子为战国学术之综合者。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史记中的子学研究，缺亡甚多。因此，关于名法墨
以及阴阳，甚少详远，多附在孟荀列传之后。如对名家公孙龙仅指出“为坚
白同异之辩”，对法家先辈李悝，仅指出“尽地力之教”，对韩非叙述略详，
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这和六家要旨是相同
的，惟对于纵横家的记载特别祥尽，这是战国史的一种侧面叙述。
汉书说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贫贱”，实
在是大谬不然的。我们认为这正是他的思想富有人民性的地方。他不但独创
了广及人民各方面言行记载的先例，而且变相地发挥墨家的要旨。兹将他在
这方面的创例提要录后：
“布衣匹夫之人，不善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
取焉。作游侠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中更有大胆的评论，他说：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
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各劝其
业，乐其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
他从自然史与社会史论远货殖家的理由，以为求富是“物之理”，“人
之欲”。他编次货殖列传，列举着春秋战国的名贤，把货殖家和百家之学同
样看待。这自然更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