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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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 卷，《毛诗正义》40 卷，《礼记》正义70 卷，《春秋正义》37 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 《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第十二章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 李延寿第一节姚思廉文史世家姚思廉（？—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 卷，《说林》10 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 卷，还有《文集》20 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① 《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
② 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① 《册府元龟·总录部·赐书·聚书》。
②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 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 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① 《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② 《新唐书》卷一○二《姚思廉传》。
① 《史通·古今正史》。
（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 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 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 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 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 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 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 卷，萧韶《梁太清纪》10 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 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 卷，姚察《梁书帝纪》7 卷，刘А⒑沃髯读旱洹�30 卷，阴僧仁《梁撮要》30 卷，姚最《梁后略》10 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 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 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 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① 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