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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

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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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吴兢一代诤臣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史坛骁将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① 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 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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