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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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
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
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
平的12％和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
日）文章，第4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 27卷第1期（1967年3
月），第73—81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16卷第2期（1957
年2月），第220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317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1912到1936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10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1933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年末的
1260万元跃至1936年6月的1。15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9000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188—190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3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