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3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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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时空慈禧对权力的执着，除了自保的要求外；关卓凡认为，生理需求的压抑，喜爱奢适生活的天性未得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
平心而论，除了晚年终于忍不住，和醇王“权钱交易”，修了个颐和园，之前的慈禧，真没花过什么大钱。
做一件色彩鲜艳的袍子都跟做贼似的。
她的权力，一直受到体制、舆论和爱新觉罗家族的相当程度的制约；在财政上，尤其如此。
慈禧从来没有直接地掌握过财权。
颐和园事实上是醇王给她修的，交换条件是：放弃垂帘，允许光绪自立，自个在这个园子里“悠游颐养，以尽天年”。
慈禧基本上遵守了这个条件。如果不是光绪和康有为的事情办得实在二，真不至于走到那么一个几败俱伤的地步：光绪幽死；慈禧留下身后骂名；他们为之服务的家族，失去合法管理国家的最后机会。
这个园子，既然早也得修，晚也得修，为什么不早一点修呢？
物质上面得到满足，当然不会百分百消灭慈禧对权力的兴趣，但一定可以大幅度地转移她这方面的注意力。特别是现在的慈禧尚未掌握最高权力，她自己也认为“垂帘”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安排，儿子成人后，“还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园子，是促使慈禧离开权力中心的重要推手。
在慈禧离开权力中心之前，获得她对于改革朝政的强力支持，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关卓凡认为，只要财政允许，就应该给慈禧修这个园子。
谁叫咱碰到的君主不是汉文帝呢？
话说回来了，真碰到汉文帝，关卓凡想，大概未必轮得到我上下其手了。
那么，财政允不允许呢？
在君臣对奏的时候，关卓凡算的那些帐，自以为八九不离十。事实上，如果三百五十万两真的够用的话，即便全由国家财政支出，也是可以承受的，只是名声不大好听罢了。
所以，还是一百万两好了。
“余数由美国人报效”，只是关卓凡的一个幌子。两百五十万两银子，又不是一次性拿出来，哪儿匀不出这笔钱啊？
左宗棠打一年仗，就花三百五十万两。而且，和原时空不同的是，陕西已经为关卓凡平定，左宗棠一出兵就可以进军甘肃。平定全回之乱，费时一定比原时空少，估计能比原时空省下近千万两银子呢。
实在不行，这笔“余数”，俺自己掏腰包好了。存在美国的银子，溯本追源，也是美国人民奉献的，说是“美国人报效”，也不错吧？
问题是，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真的够用吗？
原时空，醇王修这个颐和园，后世的学者们，可是算出了“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的天文数字啊。
对于这个“研究成果”，关卓凡以一个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表示怀疑。
先不说算多了算少了——修颐和园，因为资金来源不好见光，所以账目极其粗疏，许多明细都刻意销毁了。不晓得这个“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过，关卓凡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这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就太可怕了。
高宗修清漪园，包括挖昆明湖、造万寿山在内，才花了四百八十万两；你不用挖湖造山，修个规模只有清漪园三分之二大小的颐和园，要花五倍的钱？
事实上，颐和园的建筑，不论是质量还是面积，都比不上清漪园。
为什么？还不是钱不够用？
多花了五倍的钱还不够用？
前文已经说过了，通货膨胀没那么恐怖，银价还在上涨。
如果真花了“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惊人的贪污、浪费、低效率。
脸上身上，抹了几块洋务运动的红药水；但这个国家的里子，比起乾隆时期，其实要烂得多了，朽败不堪，药石罔效。
因为没有确实记录，不论哪种结论，关卓凡都只好存疑。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原时空修颐和园，没有挪用北洋海军军费。
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在原时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几乎已成的论，连颐和园的讲解词都这么说。
真正冤枉啊。
颐和园确实和清末的海军发生了关联，但不是和北洋海军，而是和海军衙门。
这两者的区别，大致相当于北海舰队之于海军司令部。
海军衙门的头是醇王，他弄了一个无比奇葩的“水师内学堂”——学员是满洲子弟，训练地点是——你再也想不到的——昆明湖。
就是说，他要在一个人工湖里面，练近代海军。
醇王的原意，是不甘心海军为李鸿章等汉员一手把持；于是，就像他当年练神机营一般，弄了一个更不伦不类的“水师内学堂”出来。
在原时空，关卓凡第一次接触到这段史实时，真觉得吐槽无力；本时空和醇王交往多了，觉得，唉，不奇怪。
从这个“水师内学堂”身上，醇王生发出一条为修建颐和园筹集资金的路子：在昆明湖里办“操典”，请皇太后和皇上过来阅兵。呃，阅兵要花钱；皇太后、皇上驻跸之地，也不能太简陋了，得稍稍修缮一下——各省督抚，看着给一点？
督抚们心领神会，踊跃捐输。醇王化缘成功，到手二百六十万两银子。
这就是所谓“挪用海军军费”。
那个时候的慈禧，已经开始向着历史的反方向走去了。她如果能够用修颐和园的劲头去建海军，甲午年的中国，不会输得那么惨。
但无论如何，她没有挪用公款，更加没有贪污公款。
她还是有底线的。
没有这条底线，爱新觉罗家族早就粉身碎骨了，根本拖不到1911年全身而退的那天。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六章 木头和石头（）
不管怎样，关卓凡认为，修颐和园，三百五十万两白银应该够了。“另起炉灶”，“新人”办“新事”，尽最大可能禁绝贪污，提高效率，也许还用不到三百五十万两。
关卓凡还有一个重要的减少成本的路子：少用木料，多用石料。
关卓凡不是学建筑的，但他却知道，中国传统建筑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一项，是大件木料。建筑的体量愈大，大件木料所费，在建筑成本中的比例就愈高。
说到建筑体量，无过于皇家的宫殿、苑囿、陵寝了。
这些建筑中，大件木料主要用于柱、梁，首先是柱，其次是梁。
问题是，京城在北方，而中国北方是不产这种可以充作巨柱的树木的。
这些树木，都生长在中国的岭南以及东南亚的深山老林。
路途遥远，交通亟乏——或者根本没有“交通”。在前工业化时代，把这些巨大的木料，从南方的烟瘴荒莽运出山来，再长途跋涉地运回京城，不知道要费多少工，花多少钱，死多少人！
常常为这么一根巨木，就得筑专用的路，造专用的船，劳役浩繁更不必说。到了京城——不一定是北京，哪怕只是金陵这种居南北之中的都城，费银已经数十万两之巨。
在前工业化时代，修一座宫殿，就把国家修破产了，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情。
比如，颐和园里的佛香阁，阁高十数丈，阁内有八根巨大的铁梨木擎天柱，直贯顶部。原时空的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重建此阁，共费银七十八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花在了这八根巨柱上面。
还有，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成本虽高，自我保存能力却低。
风侵、雨蚀、虫蛀，木头对岁月最没有抵抗力，更加经不起火灾、兵灾。中国历朝历代，倾无数国力，建成的锦绣宫阙，到如今，剩下了多少？
真是惊心动魄：除了清朝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以及清朝自己修建的——以前各朝的，几乎荡然无存！
关卓凡认为，即便只是为了给子孙后代多留下几栋房子，建筑也应以砖石结构为主。
用石头起大房子，不是当时中国建筑所长，那么就要聘洋建筑师，用“西法”，增加西式建筑的比例。
关卓凡心目中的颐和园，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建筑群，和历史上的清漪园，原时空的颐和园，都颇有不同。
在原时空，关卓凡就有个看法，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外面看着气魄，但里面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使用功能更是叫人不敢恭维。
皇帝后妃的寝宫，外面金碧辉煌，里面昏暗狭小，关卓凡清楚记得初见识时闪过的念头：当皇帝有什么好？
现在既然由我来修这个园子，就要好好过一把设计师的瘾，且看我如何将现代建筑文明注入古典宫廷苑囿。
相信御姐一定会喜欢的。
当然，虽然中西结合，毕竟还是以中为主，北京周边的石场就可以提供足敷使用的石料。部分特殊的石料，关卓凡宁愿进口，也不想求诸国内其他地方。
还是运输的问题。海运似乎途远，但单位成本却远远低过陆路。特别是，中国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就建设起发达的铁路网，也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路，长途运输的费用，远远超过海运；就连时间，也未必快得过漂洋过海。
中国工匠不能制造的石件，如西洋雕塑等，可以一并同船满荷运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伏笔。
外洋供应北京的货物，当然在天津港卸船。像石料、石件这种沉重的货物，卸船之后如何尽快运抵北京呢？
咱们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修条铁路吧？
单单是为了尽早入住颐和园，御姐也得支持铁路的修筑。
铁路这个东东，有了第一条，还怕没有第二条、第三条吗？
关卓凡下值，回到家没多久，翁同龢的帖子就递了进来。
关卓凡微微一笑，吩咐请进。
两个人见了面，翁同龢给关卓凡下跪请安。关卓凡很客气，请翁同龢换了便服，分宾主坐定，下人端上茶来。
翁同龢表示感谢贝子识拔，特来请益。关卓凡见他雍容儒雅，不卑不亢；骤膺大任，却既无谄媚之色，又无轻狂之态，心里也暗自称赞。于是说叔平你太谦虚了，我为国家荐贤，以后“同殿行走”，也要请你多多指教。
翁同龢表面从容，内心的感受，却真正是“喜从天降”！
人臣之贵，无逾帝师；从此登上入阁拜相之路——这些都不消说了。更重要的是，翁家现在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个“弘德殿行走”，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说是“叔侄状元”，但“侄状元”翁曾源，身患极严重的隐疾——“羊角疯”，即癫痫，随时发作，是没有出仕的可能的。
翁曾源的父亲，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做过安徽巡抚，后获罪革职拿问。因为老爹翁心存当时做着小皇帝老师的关系，翁同书幸免一死，“发往军前效力”。迄今，已经在甘肃的瀚海戈壁中，啃了好几年的风沙了。
因此，翁同书能否生归乡梓，翁家能否重新崛起，全在翁同龢一人身上。
现在，有望了！
说起来，翁家因为翁同书的缘故，早已间接地和关卓凡发生了联系。这个“中间人”，是苗霈霖。
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