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4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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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提出的要求，是以“直、准、狠”三字为要，一招一式，不带任何花巧，务求“一击即中”，“一招制敌”。
不久之后，张勇拿出了第一套方案。两个“练家子”士兵演练后，关卓凡冷冷说道：“哟，张军门，您打算拉队去跑马解吗？”
旁边的施罗德，中国话还说不好，听得一愣，关卓凡改用英语，说道：“我是说，你们二位，打算拿这个办一个马戏团吗？”
二将面红耳赤，这才真正明白爵帅要的是什么。回去之后，痛定思痛，闭门造车，前前后后，五易其稿，才算在关卓凡那里勉强通过。
关卓凡的理想，是弄出一套山寨版“以色列格斗术”，现在的这套东西，距这个目标还远着，只能先捏着鼻子用了。
唉，不是我看轻中国武术，说到实战，是真有问题啊。
*
第九十三章 国运，武运（）
不论有多少人、又有多么地不服气，中国武术的技击能力，一代不如一代，愈来愈弱，最终蜕化成一项非对抗性的体育运动，是不争的事实。武术的神奇，永远留在传说和武侠小说、功夫电影里面，在现实中，只要和现代技击术硬碰硬，不论是拳击、散打、自由搏击，还是军警使用的擒拿格斗术……可怜的武术，无不落个鼻青脸肿的下场，概莫能外。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总是一代强过一代，特别是在现代医学、营养学和系统、科学的训练手段的帮助下，更是成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如果张伯伦和贝利从二十世纪一步跨到二十一世纪，前者和霍华德、詹姆斯直接对抗，后者和梅西、C罗直接对抗，关卓凡以为：根本就是找虐。
再看看各种奥运会纪录的变迁，这个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唯独武术，孤影向隅。
关卓凡一直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有人将之归咎于武术的套路化。对这种看法，关卓凡不以为然。没有套路这个形式，技艺是很难完整传承的。特别是传统武术教学，只形诸口耳，师傅教徒弟，如果总是零打碎敲，一两代之后，一门武技，便会变形乃至湮灭。
那么原因何在呢？
穿越之后，特别是在创制标准化的“擒敌捕俘技”的过程中，关卓凡慢慢找到了答案。
战国、秦汉之际，兵民合一，中国武术——不管那个时候叫不叫“武术”——是纯粹的技击术，武术的唯一目的，是击倒、击杀对手。这种武术，一击即中，一招制敌，必然是最基本的要求；耍起来好不好看，应该不在考虑之列。
这个时候的中国武术，应该是非常强悍的。
陈汤曾对汉成帝说过：“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尤三而当一。”
考察当时汉兵和西域诸胡对阵的情形，加上这话是由陈汤说出来的，这个“五而当一”、“三而当一”，不能算吹牛。
当然，陈汤强调的，是汉、胡武器装备的代差，但关卓凡以为，在冷兵器时代，单有武器装备的优势，是不足以克敌制胜的——两宋和明朝中后期，中原王朝对阵北方游猎民族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前汉时期的中国武术，有着强大的技击能力。这种能力，在彼时已知的世界范围内，是占压倒性优势的。
中国武术，什么时候开始变味了的呢？
关卓凡以为，应该就是始自赵宋之崇文抑武。
事实上，“侠以武犯禁”，中国只要结束战乱，建立大一统的政权，政府就会瞅民间舞刀弄枪的人不顺眼，并萌生禁武的冲动。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算是开风气之先。只是秦朝二世而亡，这件工作，木有啥实际效果。
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中国处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民间的尚武风气和政府的对外军事行动，算是彼此相得。政府既需要高质量的兵源，又有控制局面的自信心，因此对民间的武事，基本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但自赵宋开始，中国对外扩张的冲动消失，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自身的稳定，崇文抑武成为符合逻辑的选择，中国武术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结集社众，阅习武艺者（杆棒链锥之属亦是），教师及为首人，徒二年，余各杖一百。许人告，其应习者不坐。”
这种政权，你指望他收复故土，统一中国？且做梦吧！
元朝以小族临大国，在蒙古人眼里，所有习武的汉人都是潜在的叛逆，禁武更加不遗余力。
灭宋不几年，便出台了《禁治习学枪棒令》，对于民间武事，大加禁挞。
先铺陈习武之害，声色俱厉：
“奸民不事本业，游手逐末，甚者习学相扑，或弄枪棒，有精于其事者，各出钱帛，拜以为师。各处社长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问。长此不已，风俗恣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
习武既有此原罪，禁武便成必然：
“今后军民诸色人等，如有习学相扑，或弄枪棒，许诸人首告是实，教师并习学人决七十七下，拜师钱物给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减犯人罪一等。社长知情故纵，减犯人罪二等。”
嗯，习武的要治罪，举发的要奖励，知情不举的要连坐，可谓算无遗策了。
最后，指出禁武的重大意义：
“庶几恣悍之风不做，凶强之技不传，驯化民情，坐消变故，此于政治所系非轻。本台乞遍下合署，严行禁治施行。”
按现在的话说，这是真正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文中的“本台”，指的是“御史台”——由国家最高司法监察机构领衔禁武，这个档次，够高的了吧？
之后，朝廷多次重申法令，禁止习武。至治二年，英宗颁布上谕，直截了当：“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蒙古人的处心积虑，并不能保证统治的长久，不过几十年光景，便被汉人赶回了大漠。但中国武术，从此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恢复。
明朝重文轻武，一如两宋，武官地位，大大低于文官，更别说“武人”了。清承明制，“武官”也好，“武人”也罢，地位愈形低下；再者，清朝和元朝一样，同样是以小族临大国，虽然没堂而皇之地弄出什么《禁治习学枪棒令》，但对民间武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世宗曾经说过，“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并下谕禁习棍棒。不过，传说中针对汉人的“禁武令”，却是不存在的。
面对政治权力的打压，中国武术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走上磨去爪牙、自我弱化的道路——即：消减武术的技击功能，改变武术“杀人技”之本性——以自废可能给政权带来威胁的能力为代价，委屈求全。
于是，中国武术，由刀矛而棍棒，由长器械而短器械，由器械而拳脚，由攻击而防守，由技击而表演，由表演而养生。套路、招式愈来愈漂亮的同时，杀伤力愈来愈小，技击和对抗的价值愈来愈少。最终，到了近现代，只剩下“花拳绣腿”四字。
赵宋之后，中国武术的唯一一线生机，出现在戚继光的手上。他把已经从实战中脱离的武术，重新纳回实战，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武术的技击价值。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至少是之一吧——生错了时代。如果戚继光生于汉、唐，关卓凡以为，其武勋当不在卫、霍、靖、勣之下。
可惜，他不但生在明朝，还是中晚期的明朝。
戚继光死后，人亡政息，和明朝的国运一样，中国武术重又进入堕落的轨道，直到坐实“花拳绣腿”四字。
关卓凡归纳了一下，中国武术的命运，大致是：战国秦汉隋唐，一路意气风发，高歌猛进；两宋之际，出现逆转；蒙元伊始，被重重一击，伤入脏腑；中晚明的时候，力图振作，但昙花一现之后，反而愈形萎靡；清朝入关定鼎，最后捏上一把，中国武术，便气若游丝，药石罔效了。
创制“擒敌捕俘术”的过程，使关卓凡确定了一个认识：武术门派庞杂，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技巧，可为近现代军事格斗术借镜。不过，武术对军事格斗术的价值，仅此而已。武术和军事格斗术的距离，已经十万八千里，任何试图完整恢复武术技击功能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
现在已经不是戚继光的时代了。
旧的去了，新的才来。
就不要没完没了拉拉扯扯了。
嗯，所谓改革，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
（这一章有点特别，想来又不免注水之讥。对此，狮子只好说声抱歉了。明天，再开始喜闻乐见的情节吧）
*（未完待续。）
第九十四章 最后一击（）
“拼刺”，就是拼刺刀了。
从美国回来，关卓凡确定：这个时代的军队，并没有规范、统一的拼刺刀的技术。想想也不奇怪，这是前膛枪向后膛枪转化的时代，连刺刀的安装位置都五花八门，况乎拼刺技术乎？
前膛枪刺刀的安装位置，和后膛枪是不同的。
前者的刺刀装在枪管上方或两侧，后者的刺刀装在枪管下方。这是因为，前膛枪从枪口填药装弹，弹药塞进枪管后，必须用长长的通条杵实了——枪管下方的位置是来插通条的，刺刀只能呆在枪管上方或旁边。而后膛枪，因为由后膛装填弹药，用不着通条了，枪口下方的位置才腾给了刺刀。
拼刺是一个由后而前、自然上挑的动作，刺刀安装在枪口上方和两侧，并不适合拼刺动作的发力。在历史上，由于强大的惯性，后膛枪出现多年之后，刺刀才完全转到枪口下方。因此，完善的拼刺技术，直到一战之后，才真正形成。
本时空，这套玩意，要整整提前五十年面世喽。
轩军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支全后膛枪军队之一——另外一支是普鲁士军队。而普鲁士一完成工业革命，军队就走上了火力至上的“重金属”道路，直到希特勒挂掉了，德国军队也没有真正重视过拼刺刀这回事。
真把拼刺刀玩出名堂来的，是俄罗斯、日本这类穷逼，尤其是日本——工业能力有限，没那么多钢铁火药可砸，不得不在冷兵器上下功夫。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更加是穷逼一枚，所以，关卓凡要大力发展拼刺技术。
这个时代的战争，火力投送的距离和密度，都还有限，因此，拼刺刀具有极高的实战价值，甚至扮演着“最后一击”的角色。许多战斗，哪怕对阵双方实力悬殊，优劣之势已十分明显了，但不决以白刃，亦不能言最后之胜利。
两次鸦片战争，许多时候，英、法军队，攻入中国军队的阵地、炮台之后，都是靠刺刀，驱散和消灭顽抗的守军。农业社会的军队，最爱幻想“洋夷徒恃火器之利，不善肉搏，若短兵相接，吾必痛灭之”，等到真的和受过严格训练的近现代军队的刺刀碰上了，才知道自个的长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