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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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民自治同盟”旗号。这一次吴春河返回大陆，目的之一就是与当地组织接上关系，安排谢德灵这批人的关系转交，却不料事未开始即已生变，由于老徐叛变，谢德灵意外被捕。
谢德灵与本地地下党组织并未建立联系，怎么也受叛徒牵连？原来谢德灵活动区域处于几县边境山地，天高皇帝远，当局统治力量薄弱，历史上多出聚众山林者。谢德灵拉起队伍之前，当地有小股地下党游击队，也有数伙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匪。前些时候保安团进山“清剿”，谢德灵联络一股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以及地下党游击队，三方合作，有守有攻，把保安团的“清剿”破坏了，从此敌人特别注意他。老徐叛变后，敌人得知谢德灵部不属本地“土共”，即设计击破。他们让老徐出面，以地下党负责人希望会商为名，通过与谢部协作过的人员联络，把谢德灵骗出来。谢不知道当地出了叛徒，对方主动联络，谢一时高兴，放松警惕，落入圈套，于下山接头时被密捕。几天后谢部遭遇突袭，队伍损失大半，残余人员撤离原有区域，遁往深山。
吴春河闻讯，非常焦急。
“谢德灵眼下在谁手里？”他了解。
竟是柯子炎，柯特派员。
“谢德灵叛变了吗？”
“血手”柯子炎心狠手辣。捕住谢德灵时，柯问都不问，当着谢的面，把跟随前去的三个战士一起砍头，尸体推下村头粪坑，谢当场昏倒。目前情况还不明朗，敌人突袭谢德灵部，并不意味他已经叛变。柯子炎不遗余力深挖“钱以未连线”，企图切断大陆与台湾的地下联系，吴春河是他一大目标。谢德灵是吴的下级，参与过台湾地下工作，知道不少情况，落网后柯子炎会如获至宝。如果他叛变，必危害极大。
因此吴春河决定尽快返回台湾。
三哥赶到医疗所极力劝阻，姐夫不听，只问：“澳妹怎么样？”
三哥说：“她回厦门了，很安全。你危险。”
三哥劝阻姐夫，不是个人意见，是游击队领导的意思。如果谢德灵出问题，姐夫返回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眼下这个时候，大陆之敌已经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虽然还不时发起“清剿”，力量却已不足，游击区在迅速扩大，这里比白区安全。姐夫刚刚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为此差一点牺牲，身体还需康复。台湾方面的工作眼下有人负责，姐夫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交通线布置应对，不必亲自冒险前去。吴春河不属于本地组织体系，领导不能命令他，却还是郑重跟他谈话，再把三哥派来说服，建议吴春河不要返台，游击队愿意就此向上级作出说明。
姐夫说：“我放心不下。”
他和他的同伴在特殊环境之下，极其不易地在台湾一点一点开辟工作基础，付出无尽心血，忍受百般磨难。所谓“难得春河能吞忍”，其实那边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忍辱负重。现在这些人和工作基础面临危险，姐夫对所属地下组织整体情况最了解，应变经验最丰富，这种时候不能躲在一边。
“柯子炎设圈套等你，回去正中下怀。”
三哥断定谢德灵事件很可能是柯子炎一手制造，目标就在姐夫。吴春河被易太太扣押时，柯子炎不惜纵火劫人，说是营救，实际是想把他抓住。吴春河脱险留在游击队，柯子炎鞭长莫及，转从谢德灵处突破，把吴春河引出安全区域，他才可以下手。
吴春河说：“对付这个特务得走在他前边。”
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托，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三哥追问大姐：“现在它在哪里？”
大姐没说。当时车开到一个拐弯处，山坡上林木茂密，有相思树，还有一丛一丛的三角梅，红的紫的，满树满山。趁追击者的视线被林木遮挡，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小陈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小陈赶紧逃走。三哥争不过，被她拿着短枪驱赶下车。
她把车开走前，三哥再次追问：“阿姐！电台呢？”
“阿康记住：活下去。”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提到电台安全，却没交代被她藏在哪里。
“会不会一时紧张，只想让我们快走，没想起来？”三哥问姐夫。
以姐夫对大姐的了解，不会。大姐是急性子，心却细，从不误事。
“车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她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吗？”三哥分析。
按照秘密工作规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但是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讲，只能一起说，总比没交代好。赵副官和司机小陈都是大姐自己发展的同志，大姐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起解救三哥，不需要如此防范。
“会不会是她说了，或者暗示了，但是你没注意？”姐夫问。
三哥反复回忆，大姐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电台下落，也没有作任何暗示。
“她跟你说的，还有跟澳妹说的，有什么一样的话？”
只有一句，要他们活下去。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她让自己去赴死，让亲人活下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姐夫思忖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在这里。”
“什么？”
大姐的交代在暗语里，她的“活下去”既是明话，也是暗语，她让亲人们不畏艰难，坚持活下去，同时也把电台的踪迹藏在里边。
“在你们家后院的水井里。”吴春河断定。
三哥大张嘴巴，好一阵说不出话。
姐夫要三哥别操之过急，柯子炎不久前到家中查过姐夫，眼下一定还盯得很紧。为安全计，等一段时间，待风声稍平，敌人注意力转移后再设法回家去找。
姐夫离开游击区，由一位交通员领着秘密下山，踏上归途。
这一路风平浪静，台湾海峡波澜不起。几天后顺利到达台北，姐夫没有回到早先供职的报馆，隐身于一家贸易商行，以填写各种报表的商行低级职员为掩护身份。
这时相关地下人员已经奉命隐蔽，谢德灵认识的人，包括台南的六人小组、谢德灵在台北发展的组织成员，以及跟谢曾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人员，都按姐夫的要求各自深潜，防范于未然。吴春河回台湾后，岛内没有更多意外情况发生，大陆那边的叛徒老徐供出台湾一些地下同志，其中有人未及撤退，被军警捕获。
吴春河掌握的这一批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组织关联，不受牵连。此刻大陆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军占领上海，推进东南，台湾地下同志群情振奋，急于投入斗争，迎接解放。
吴春河说：“这个时候格外需要耐心。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
几天后，当局军警宪特在台岛南北同时行动，集中力量展开大搜捕。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