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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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怀疑，那张小纸头让我更加确信。但我不知道大姐是跟姐夫一路，或者只是一个知情者。她从不跟我说明究竟，她一向拒绝跟我谈任何政治问题，既不说“共产共妻”那些话，也不讲腐败政府要被推翻。她一有机会就训斥我，让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好读我的书。我拿学校里学到的话跟大姐争辩，说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她不听，翻来覆去只是教训：“让你读书，不让你管这个！”
因此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姐是什么人。
我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的全是大姐。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女孩子最多读个初小，认得男女厕所那几个字，不会走错门，也就够了。当年大姐为了升学不惜离家出走，我的运气好多了，因为有大姐在头上罩着。大姐挣钱养家，照料每一个家人，已经取代母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主导权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在大姐手上开窍之后，读书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姐认定我是读书的料，一心要培养我。她说我们父亲读过大学，到了我们这里，一代不如一代，都没那个命，她从小盼望自己能读大学，到头来就是一场梦。还好家里有一个澳妹能读书，无论碰上多少困难，一定要让澳妹升上去，能读到哪里去哪里，一直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很想升学，却不敢拖累大姐，自知应当为家人尽力，想找工作谋生。大姐把我臭骂一顿，让我什么都别想，听她的，去考厦大。我听从大姐安排，成了钱家这辈人唯一的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出自大姐，她的薪酬不算高，养家尚且吃力，还要供一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她让我不要管，一心读书，不问其他。时逢乱世，遍地烽火，国共两军在北方各战场交战，闽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校里学潮不断，真是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姐夫自己神神秘秘，另有行为，大姐怎么还让我不问其他？难免让我不服。大姐训斥说。她是看重我这条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们家只出这么一个大学生，今后前程远大，有望光宗耀祖，要是让我把命丢了，她不是白培养白费心思了？
“要让你活下去，过好日子，不让你死在那前边。”她教训我。
大姐跟母亲是冤家，但是也跟母亲最像，她管我就像早年母亲管她一样。
旧历四月二十那天上午，厦大、侨师以及全市主要中学学生联合大游行。大姐事前知道消息，交代我当天哪里都不许去，留在家里，家中做节，母亲需要帮手，她自己也要请假回家帮忙。我本想跟同学一起上街，怕大姐知道了骂我，不敢不听。当天大姐和三哥被便衣扣在巷子口，我和母亲闻讯赶去时，大姐有一个动作让我感觉异样：她叫我一起拉开母亲，于旁人不注意间，把她的挎包挂上我的肩膀。趁乱转移，手脚极快，动作很麻利，显然早是老手。我明白这只挎包不一般。里边的东西不能暴露，有如亚明住院时我在姐夫皮衣口袋里翻出的那张纸头。大姐是在准备应对危险局面，便衣特务很可能会倚仗人多，把三哥和她强行带走，她会千方百计把母亲和我留下来，因此把要紧东西转移到我这里。尽管她从不告诉我她有什么隐秘，不允许我卷入政治活动，事到临头，她还是相信我。
这个挎包在饭桌上被大哥翻查，搜出了一只真空管。我跟大哥一样，不相信三哥所谓“做生意赚点钱”的说法，这只真空管肯定另有用途，大姐与三哥在这件事上肯定是同谋。次日清晨三哥突然消失不见，我断定依然是大姐与他在暗中合谋。当晚我们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让我和母亲置身其外。
事实上他们已经将我们卷入其中。
学生大游行后，各校和外界群情激奋，政府当局加强戒备，军警宪特满城活动。我因为赶功课，有几天没回家。那天上午我抱着讲义到教室听课，一个陌生男子在楼梯口把我拦住，说有事找我。
我很惊讶：“你是谁？”
他只说事情比较急，跟我三哥有关，让我跟他到一旁去说。
这男子二十四五模样，学生打扮，看起来不像坏人。一听他提起三哥，我顿时感觉不安，当时顾不着考虑其他，跟他一起走出大楼，站在楼外一棵树下。
他告诉我一个可怕消息：三哥被特务抓了。那天清晨三哥从家中偷偷潜离，是为了躲避追捕，同时不连累家人。他并没有走远，一直躲在厦门一个朋友那里。由于情势紧张，三哥无法多留，昨日乔装从躲藏点冒险离开。不料特务防范严密，加上内部出了问题，三哥未曾走脱，在登上一条渔船前被便衣认出，秘密逮捕。
我大惊：“真的吗？”
他还说我们家也受到牵连。三哥落网后，特务于昨天深夜突然袭击我家，搜查证物，母亲被他们强行带走。整个行动非常隐秘，只有附近几家街坊邻居听到些动静。
我惊讶得大张嘴巴。
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抓捕三哥和母亲的特务有来头，为首人物是保密局一个特派员，手下有一个行动组，还能调动本地的军警力量。这个特派员很冷酷，号称“血手”。他盯住我三哥并非出于偶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我三哥的情况，以及三哥潜入厦门要做什么事。三哥落到他手里非常危险，得设法尽快把他和母亲救出来。
“你是谁？”我问。
他是三哥的朋友，跟三哥一起做事。他们的事情眼下不宜多讲，我知道太多也未必好，不是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找我。我大哥的部队已经移驻泉州，厦门的事情恐怕一时管不到，当务之急是找大姐想办法。他们已经探明情况，知道我大姐不在警备司令部，出差去了漳州，他要我立刻赶到那里找大姐报信。三哥和母亲目前关在厦门看守所里，作为共产党地下嫌疑人员，正被特务审讯。特务在母亲、三哥以及我们家都未掌握要紧东西，特务需要活口，母亲和三哥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时间营救，但是要快。他让我马上走，校门外有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码头，那边有人给我准备了船票和车票。
“我们不便直接去见你大姐，只能通过你。”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那句话：不必多问，知道太多未必好，只需知道他们是三哥的朋友就行。除了把情况告诉大姐，他们不需要我做更多事情。
如果他们跟大姐是一路人，何必通过我去找她？但是如果大姐跟他们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要找她？
没时间多费心，一时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我没有迟疑，听命行事，立刻动身。那天有风，我用一条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了起来，坐着那辆人力三轮车离开学校，途中特意让三轮车师傅穿行一条小巷，从我家后院经过。透过石条栅栏墙，我看到我家后门紧闭，后院里安静如常，晾衣绳上空空如也。我心知不好，如果母亲在家，这个时候晾衣绳上一定有衣物在滴水。母亲已经形成习惯，她每天都要洗衣服洗东西，除非天下大雨，她总要在晾衣绳上挂点什么。
我只觉满腔悲愤。
我到码头坐船出岛，而后转乘客车到达漳州，时已下午。我直接去大舅家，大姐每到漳州都会到大舅家，所以去那里找。大舅不在家，舅妈告诉我大姐住的旅店，我转身去了旅店。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晚饭时分终于等到大姐。她的上司赴宴去了，她称有事回到旅馆，恰看到我。
“澳妹！”她非常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们进了房间，我把情况匆匆说完，她一声不吭。我大惑不解，母亲老骂大姐是“紧性鬼”。这种时候怎么忽然变得不吭不声？
“阿姐怎么办？”我发急。
她问我报信的陌生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总之是陌生人，但是显然他认识我，还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上人家的圈套吧？”她问。
特务的花招很多，到处有圈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家没骗我。
“他们怎么会去找你？”
陌生人声称他们找大姐不方便，所以找我出面。
大姐又不吭声了。
“阿姐，三哥和阿姆会怎么样呢？”
大姐生气道：“会死。”
“阿姐！”
她改口说母亲不会有事。母亲又不是第一次坐监狱，把母亲当共产党抓，真是瞎了眼，不把母亲气死才怪。让母亲去骂特务“共产共妻”吧，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从她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她火冒三丈：“我哪有办法！”
我呆住了。
她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哪里都不要去，等她回来。
她用力关上门，离开房间。我独自坐在床上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不到两分钟房门又开了，大姐推门朝我比画：“澳妹，跟我来。”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跟着走，要我什么都别问。
我们一起出了旅馆，从大街走到小巷，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小街上。天色已暗，小街没有路灯，靠沿街各铺面提供一点亮度，供行人来去。小街弯弯曲曲，一些铺面还在营业，大的铺子挂起汽灯，小铺则点上煤油灯，有些人家围在煤油灯前吃饭，小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大声喊叫。
小街中间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带着我从油铺边走过。油铺尚未关门，门里亮着油灯，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柜台后边拨打算盘，看上去是油铺掌柜。油铺里冷冷清清，并无顾客打油，但是大门洞开，似乎在等着谁。
大姐在油铺斜对面街道上站住脚。这里有一个五香铺，铺里支着油锅炸五香卷。五香是本地小吃，像是炸春卷，馅料却不一样，有肉丁、虾仁、葱白和荸荠，加上各种配料和五香粉，炸得香喷喷，蘸上酱料好吃极了。大姐买了根五香让我抓着吃，自己跟五香铺老板娘打听一个补锅匠，说昨天看到这里有人补锅，今天怎么不见了？老板娘说补锅匠不是这条街的，昨天跑到这里补锅，今天又不来了。
“还有一个爆米花的，一直在这里摇爆机吗？”大姐问。
老板娘说爆米花的以往也没见过。
大姐低声骂了句：“该死。”
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糊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子摊开，要我赶紧睡觉。我问她母亲和三哥怎么办？她答应明天领我到漳州的南山寺，给母亲和三哥烧一炷香。事到如今，只能请菩萨保佑母亲别出事，保佑老三活下去。
我一时语塞。
我们俩挤在一张铺上，我哪里睡得着，大姐也一样，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窗外，根本无法入睡。她跟我说话，语音平静，忽然旧事重提说起了林壮国。她提到自己衣箱底下有一个旧包袱，包袱里有一件旧衣服，是阿国出事当晚她穿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是阿国死前流的血。这么多年了，她一直留着那衣服，从不丢弃。姐夫吴春河也知道这件衣服。
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