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波儿，你的妈妈找到啦！”王素珍这对好心的水果摊夫妇，立即抱起孩子，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妈妈！妈妈——”
“波儿！波儿——
郭德贤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4岁的小波在流浪数十天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作一暂时的落停。此次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中，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 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死里逃生的谭谟，共20人是幸存者。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三人了。
十三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的主场——渣滓洞了。
时间逆推到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作向上司交代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于是杨英杰叫值班分队长孟繁义派班长夏登禄带了9名士兵去了刑场，忙着一件事——挖坑。这里敌人为即将处决的烈士们准备的最后一个“动作”……
8时左右，渣滓洞监狱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只听看守所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
“邓惠中”
“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从一个个囚室内赶着点到名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监狱内，顿时口号声、歌声和告别声，交融在一起，悲愤又悲壮。敌人一下慌了，大声吆喝着：“不许唱！唱什么呀！”而且不时就散布些假相：“快上车！上车了就有好日子过！”
“蔡梦慰，你还赶紧拿自己的东西走啊！”特务“囚犯”瘦得像个树杆似的蔡梦慰还在弓着腰在黑暗中寻找什么，便叫唤道。
“忙什么？我找我的眼镜。”蔡梦慰竟然不慌不忙将找到的眼镜戴上，然后整了整衣服，才走出囚室。其实在黑暗中，他趁敌人不注意时，将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再见了，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蔡梦慰和其他23位难友被敌人用刑车押到歌乐山的松林坡杀害。在迎着黑暗的死亡夜幕途中，蔡梦慰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将藏在衣服里的一样东西趁敌人不注意里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在他遇难后的第三天，解放了的重庆群众在敌人屠杀现场找到了这件物品，打开了看，便是烈士没有写完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
这首长诗的最后一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写的，然而敌人的屠杀提前了，所以诗人还没有完成这最后的篇章。在此我们将它刊出，以志纪念烈士——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
一
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狱我中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文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脱险志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的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守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组织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