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八:汉武的帝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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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
　　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
　　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
　　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注释
　　（第一章）
　　1。本卷所言汉武帝事，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
　　2。西汉前几任皇帝依次是：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但一般不将前后少帝计算在内。
　　3。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二十岁，卒年二十四岁。
　　4。刘盈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
　　5。见《史记·留侯世家》。
　　6。《史记》等书述汉惠帝、吕太后故事多不可靠，早已由吕思勉先生指出，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7。田生即云“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
　　8。司马光曾说，刘邦最终不立如意，是因为“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二。
　　9。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10。见《史记·高祖本纪》。
　　11。关于刘章的想法，《史记·吕太后本纪》称“恐见诛”（害怕受到株连），《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则称“因立齐王为帝”。
　　12。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3。本段论述亦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14。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15。此盟除见于《史记》之《吕太后本纪》外，亦见于《绛侯周勃世家》。绛侯世家其文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16。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8。见《史记·高祖本纪》。
　　19。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20。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21。高祖所封十王，荆王刘贾战死，故地改封吴王刘濞。赵王如意被毒死，其地改属吕禄。梁王刘恢被气死，其地改属吕产。淮阳王刘友被饿死，其地改属刘。燕王刘建病死，其地改属吕通。齐王刘肥病死，子襄继位。所余者，高祖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
　　22。见《史记·外戚世家》。
　　23。西汉十一帝，有庙号者五人：高帝刘邦，庙号高祖；文帝刘恒，庙号太宗；武帝刘彻，庙号世宗；宣帝刘询，庙号中宗；元帝刘，庙号高宗。
　　24。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
　　25。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6。见《汉书·贾谊传》。
　　27。本节所据，如无另注，均分见《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
　　28。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29。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30。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章）
　　1。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见《汉书·外戚传上》。
　　3。见《史记·儒林列传》。
　　4。见《史记·汲郑列传》。
　　5。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6。见《汉书·武帝纪》。
　　7。关于董仲舒，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8。见《汉书·董仲舒传》。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
　　10。见《汉书·高帝纪》。
　　11。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12。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资治通鉴》卷十九。
　　13。请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14。见《韩非子·说疑》。
　　15。李广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6。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17。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8。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见《史记·孔子世家》。
　　20。张汤及其他酷吏故事无另注者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1。见《史记·平准书》。
　　22。见《汉书·刑法志》。
　　2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24。见《汉书·刑法志》。
　　25。汲黯事迹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汲郑列传》。
　　26。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第三章）
　　1。本节所据史实请参看翟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2。美索不达米亚原指两河流域北部，后来泛指整个冲积平原。
　　3。主父偃故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4。见《汉书·武帝纪》。
　　5。见《文献通考》卷二六七。
　　6。本节所述亦请参看田昌武、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7。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8。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10。见《史记·货殖列传》。
　　11。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产品并不出售，所以不算企业。
　　12。见苏轼《司马迁二大罪》。
　　13。见《史记·平准书》。
　　14。见《史记·酷吏列传》。
　　15。见《史记·平准书》。
　　16。见《盐铁论·复古》。
　　17。郭解故事见《史记·游侠列传》。
　　18。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9。请参看《后汉书·酷吏列传·序》。
　　20。见《史记·游侠列传》。
　　21。本节所述西汉官制，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22。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他们的官俸，都是“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
　　23。请参看《周礼·考工记》、《晋书·李胤传》。
　　24。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5。见《史记·酷吏列传》。
　　（第四章）
　　1。本节所述张汤及其他酷吏事，如无另注，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见《史记·汲郑列传》。
　　3。本章所述秦汉官制及官僚政治，亦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4。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5。见《论语·卫灵公》。
　　6。见《孟子·尽心下》。
　　7。见《论语·子张》。
　　8。王充《论衡·程材》。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绪论》。
　　1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11。见《韩非子·扬权》。
　　12。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3。见《汉书·循吏传》。
　　14。见《史记·平准书》。
　　15。见《史记·酷吏列传》。
　　16。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7。本章所述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孔令纪主编《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着《中国官制大辞典》。
　　18。见《汉书·武帝纪》。
　　19。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
　　20。文学与吏道的说法，见《文献通考·选举考八》。
　　21。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22。卫宏《汉旧仪》便称：汉帝国取士“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不宜者还故官”。
　　23。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第五章）
　　1。见《汉书》之《昭帝纪》、《霍光金日传》。
　　2。见《汉书·东方朔传》。
　　3。见《汉书·外戚传》。
　　4。以上均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5。卫青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6。霍光和霍去病的父亲，《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作“霍仲孺”，《汉书·霍光金日传》作“霍中孺”，但注音读如仲。
　　7。见冒名班固的《汉武故事》。
　　8。见《汉书·外戚传》。
　　9。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分别是元光六年（《史记》称在元光五年，此据《汉书》）、元朔元年和元朔六年。
　　10。见台湾学者傅乐成《中国通史》引方壮猷说。
　　11。见《汉书·匈奴传》。
　　12。这十年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八次出击，数据见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15。以上数据见《史记·平准书》。
　　16。见《汉书·西域传》。
　　17。见《汉书·昭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