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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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未谋面而深爱对方如杜丽娘者，在以前的确是纯精神恋爱，级别最高。可惜陈寅恪死得太早，无缘见识网恋的燎原之火。陈先生把未嫁贞女放在爱情第二级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贞女不一定表示为爱情而不嫁，为爱情而贞。若从未爱过，又如何算二等爱情？可见五等爱情之说，也当不得真。
最终，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依他的等级分类，不过四等。然则两人感情深厚，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陈寅恪并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联撰后一月余，两人相继辞世。爱情，能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陈寅恪发爱情五等论时，是1919年，当时还是未婚年轻人。其时，他与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这个论调。当时正是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从新文化运动谈起，也说到了婚姻自主。陈寅恪列举西方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一物，而国内竟以此为风气，是一流弊。”基本上来看，他对婚姻自由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爱国人士决定自行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菘为“大总统”。唐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交给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就读于天津师范、上海体专等，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陈寅恪自己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为此感叹：“俭朴的‘惊叹’二字，道尽了很多时候，生命原是为了等候……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联结生命之缘的，还是生与俱来的世家流韵。”
从此二人携手共度人生。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而他们的两个女儿用朴实而真情的笔调在他们的身后写道：文人小说下载
……母亲不仅是父亲感情笃深的生活伴侣，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与业务帮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与照顾父亲，在父亲失明后当某位助手突然离去时，母亲当即顶替其职，使父亲能照常上课、著述。有不少唱和、吟咏的诗篇，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共鸣……当他们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时，父亲预先给母亲写下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膑足，能有如许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晚年“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1923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于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开拓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子，胡适盛赞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大快事”。1935年，经过多年努力，洋洋三十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界更是轰动一时，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连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都认为此书“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据说当时圈内有一种说法，称光是这部书的自序就足“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