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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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你看怎样办好”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1938年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1937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在故宫，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声。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份工作是份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1939年10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郑天挺，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梅贻琦和罗常培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发完火，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的气全消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风趣。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和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联大师生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把12用2除一下”
清华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某个学生部分学分不及格，那么就得退学。有一年，一个四年级的学生选修了12个学分，竟然有6个学分不及格，按照规定，他应该接受退学的处分，但他想通融一下，保留学籍，就跟班主任软磨硬泡。班主任当然做不了主，他就找到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也做不了主，他就直接去找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平素给人的感觉十分谦和、好说话，该生想，只要好好和梅校长说一下，梅校长应该能答应留下他的。他进校长办公室时，梅贻琦正忙着写材料，于是站在那里先是检讨一番，然后就求梅校长网开一面。梅贻琦一直没有抬头，听他讲完了，对他说：“你自己把12用2除一下，看看你有多少分不及格了。”那位同学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离去，接受了退学的处分。
梅贻琦不但对别的学生坚持原则，就是对待自己的亲属，也丝毫不客气。他的侄子梅祖武曾经报考清华大学，但成绩不够，梅贻琦没有动用自己的权力为侄子走后门，侄子无奈地去了北洋大学；几年后，他的小女儿梅祖芬也报考清华大学，成绩同样不合格，梅贻琦依然坚持原则，梅祖芬去了燕京大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迁到长沙，组成《“文》长沙临时《“人》大学，次年《“书》又南迁《“屋》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龙云，作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龙云对西南联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长的梅贻琦很是感激。龙云的孩子当时报考了联大附中，但没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贻琦走走后门，让梅贻琦关照一下破格录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梅贻琦对孩子给予关照。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主席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孩子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龙云一看梅贻琦这样坚持原则，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爽快地答应了。
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梅贻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华学生经常驱逐校长，但梅贻琦从来没被驱逐过，而且学生经常在集会上高喊“拥护梅校长”的口号。之所以能构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于他拥有着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意识，则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种体现。
梅贻琦特别廉洁，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决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早年在敬业学堂念书时，梅贻琦的成绩就非常优秀，颇受张先生赏识。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专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来，应周寄梅校长的聘请，到清华学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后，他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