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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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集中在1860到1874年的民众敌对行动的因由，最详尽的叙述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30—194页。
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四川居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酉阳地区居民向范若瑟先生缴纳大宗款项，……向居民征收的这笔款子由这位主教分配给基督教徒。”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15页注3。六十年代这类其他例子，又见此书第217—221页。
① 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转载了一些这种东西。关于这方面的俄文著作，见加拉宁：《十九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载《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第4册（1960年）第403—426页。
① 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51页。（由于未见到中文原书，姑直译于此。——译者）
① 下文我大量利用了同上注著作的第四章。
① 这一段论述根据保罗·科恩：《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年》，载克劳利编：《近代东亚文集》，第55—57页。
传教事业和新制度
按照通常标准来估计，西方宗教在清末没有使自己有效地迎合中国的需要。西方的非宗教知识和实践（到本世纪初它的传播已主要掌握在新教传教士手里）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使传教士参与非宋教活动的理由多得很。有些人认为这种参与是一个楔子，是迷魂汤，可以用来削弱对基督教的抵制。另一些人比较喜欢从哲学上考虑问题，认为基督教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因此，接受西方文化的任何部分，也就是朝着西方文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所有这些理由的难处在于，它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者没有约束力。②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宗教不但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前者甚至可以变成用来反对后者的武器。
传教工作的专业化
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在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巨大发展，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中也出现了向专业化的重要转变，最明显的是在医学和教育方面。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传布福音的副业。当它们与布道目的日益分道扬镳以后，便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不论就学科和传教士本人而言，专业标准都提高了，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开始产生了。传教事业在准备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作用时，它也在经历着类似的提高过程。①医学
虽然早就有必要专门指出传教士之开设医药慈善机构是正当的，但直到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新教布道一百周年会议上才宣布医务工作成为“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教会团体的工作的一部分”。②在以前的三十年中，这项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完全合格的传教士医生从1874年的十人猛增到1905年的三百人左右。1876年有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名病人在大约四十所医院和诊疗所接受过治疗；三十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在二百五十所教会医院和诊疗所接受治疗。③许多这样的医院以及所有的诊疗所，其规模都很小，不妨说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拥有最现代的医疗护理和使用最好的器械。但 是，它们的治疗方法不同于中国人惯常采用的任何方法，而且每年就医病人的总数不仅说明它们的水平相当高，而且促使大批中国人从亲身经历中对注重实际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
有些比较突出的成绩值得特别一提。美国长老会（北方）的嘉约翰博士接任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医院，其后的几乎五十年间它主治了一百多万病人，到十九世纪末他又建立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精神病医院。由于梅■更（英国教会）的努力，到1890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家一百张病床的医院、一所儿童收容所以及一些麻风病院和戒烟所。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在天津建立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及其同事救过她的命。
传教士也专心致志于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少数人如黄宽、何启年轻时读完教会学校以后去西方留学学医。而且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大批人（包括未来的革命家孙中山）在附属于中国或香港教会医院的医科学校得到培养。到1897年为止，约三百名中国人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另外在肄业者尚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这些中国医生中的许多人结业以后被选派到政府部门任职；少数人则在口岸城市开业赚钱。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和自己同胞的往来程度也许不如那些受训较差和构成大多数医院和诊疗所的医务人员的“中国助手们”。
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另一个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1816—1873年）博士，他编辑的东西多年来都是标准本，他的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1年版，99页）被收入中国最主要的类书中，以此获得了罕见的声誉。后来，嘉约翰博士、德贞博士、傅兰雅等人都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 学和生理学。这种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为力的，它们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绝大多数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继续向病人传播基督教。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布道工作。传教士成为专职医生以后，他的专业性质便加强了。1886年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出版了自己的医学杂志。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行医的传教士开始“为整个帝国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①在许多人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开始显得象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一样重要。
教育
传教士进行非宗教的教育与治病的活动相比，前者在圣经中的根据要少一些。因此，要得到差会团体同意和批准这项工作就困难一些。但是到二十世纪之初，至少在新教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争，并且赢得了胜利。如上所说，天主教传教士开办了许多学校。除少数例外（主要是耶稣会士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小学水平，只讲授宗教和中国经书。
在十九世纪中叶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年）前后开始，情况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批评，但是冰层打破了，在后来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
主要由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 即设立了一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的主张，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①到1890年，在他们的监督下编辑和出版了八十四种课本、五十幅地图和图表，内容多半是非宗教的。这期间卖出了三万多册书，该会的工作很快就自给自足起来。
讲授西方学科的另一方法是用英语教学，因而可以不必依靠翻译的课本，因为它们的译文常常几乎是晦涩难懂的。开始时许多传教士反对英语教学，以为英语知识在经济上有用，许多中国人会出于物质利益的目的进教会学校。但是英语教学利多而弊甚少，于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语教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传教士看法的日益宽阔，它与新教教育设施的长足进展相得而益彰。1877年有六千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两千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四百所高等专业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与天主教的做法大异其趣，绝大多数新教的各级学校都开设有西方科目的教学。
与医学领域内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职业的教会教育家。海亚特指出，在1877年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言的那些传教士，象狄考文等人那样，他们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变成了教员。相反，1890年对办教育评头品足的许多人们……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倒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这些人都主要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国都比较晚，并且代表了新的 一代和新型的教会教育家”。①这种趋势在1900年以后更是显著。
专业化日益增强的另一个标志是1890年成立“中国教育会”。作为益智会的后身，中国教育会非常关心改善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状况。而且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一切事务也都是它所关心的范围。到新教传教士第三届大会时（1907年），中国教育会拥有四百名会员。除了出版书籍以外，它还制定了十四年一贯制的综合性的教学大纲，同时也是“全体新教徒中实施教育标准的公认的监护人”。②传教士促进西学
学校就其性质来说，只能影响青年人。为了向中国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传播西学，传教士采取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的办法。新教徒投身于非宗教的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早期的著名例子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广州，1833年及以后诸年），由裨治文等人编辑，登载过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制和华盛顿的生平等文章。在1810—1867年期间，根据一个材料的估计，新教徒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种，约占他们著作总数的14％。到十九世纪末比较活跃的教会出版机构超过十二家，新教学者除编辑几种著名期刊外，还撰述和翻译了几百种范围广泛的非宗教问题的书籍。
科学和数学
二十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 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的确，虽然在创建中文科学新词汇中存在着一些专门问题，但是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他非宗教问题著作的总数还要多。
科学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小组之一由有相当汉学造诣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年）和卓越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年）所组成。他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海共事，翻译了欧几里德的《续几何原本》（九卷）、赫希尔的《谈天》（十八卷加一卷）、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的《代数学》（十三卷）和卢米斯的《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等书。多产的李善兰还翻译了威廉·惠威尔的著作（与艾约瑟合作）和约翰·令利的著作（与艾约瑟及韦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如果要有被人阅读的机会，就必须译成可诵的汉文，又由于即使传教士中最有造诣的学者（象伟烈亚力）也不能写出任何典雅的文学语言，因此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实际上这是耶稣会士早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采用过的方法。首先，外国传教士把原文口译给他的中国助手听。然后，助手把口头翻译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如果传教士对汉文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读译文，以使表达更加准确和晓畅。
十九世纪最充分使用这种方法的是傅兰雅（1839—1928年）。英国人傅兰雅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