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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

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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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提它了。当然除了明知故犯者外,必然会有许多不知而犯的,以及其他错误之处,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我以教正和指导,匡我不逮!

高尔基说:“我不怕犯错误,而且我自己也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的。”

是的,如果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也是逃避不了的,上帝为他子民所设的最后审判,在真正的最后审判到来的时候,总是要落在他的头上。

但我很怕犯这种错误:对别人的资料和论点,作了不适当的援用和引申。因此,要声明在先的,关于某些史实,请读者按照专家的考证为依据,千万不要以我的作数。因为我是要通过虚构和想象的,尽管我的想象力并不丰富。。电子书下载

因之,对于材料的来源,不管是实录、史稿、野史、传闻、笔记、稗钞、杂录……就都不注明出处了,不说明我为什么要改,而不照录,因为那样做也于事无补。不过,借这个机会,我要向热情地向我提供资料和书籍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礼,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是没法进行工作的。

在创作实践中,我总是希望排除“影射”这个玩意儿。我从来是喜欢描写胜过叙述的。我企图在描写中能具有更广阔的概括性。如果这种概括的东西,也与某种情况有相似的话,这决不是影射。因为影射绝不是艺术,它只会削足适履,而且还不仅仅是削足适履。

列宁说过:一切譬喻都是蹩脚的!

何况“影射”呢!

影射是什么玩意儿呢?按我的理解:影射这个玩意儿,就是在歪曲历史的同时,又必须对现实做尽了歪曲。我想我和我的亲爱的读者们都不愿这样做的吧!

本书暂拟回目,以便记诵,并非靠它贯串全书要领,也须在此顺便说一下。

我谨以这不成熟的作品,奉献于广大读者之前,也只是由于一个微末的希望,就是通过读者的审查,使我能有改写的机会,使我确实能够描绘出曹雪芹这个人来。

作者

1979年3月10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长篇小说《曹雪芹》序之三

想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很早的事了。但我打算写个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再动笔。后来,又因为生病,耽搁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领导支持,各方面的鼓励,我才敢于尝试。本来这个题材,是属于社会的。曹雪芹本人的接触面是那么广泛,他的思想,又有极为深远的继承性,应该坦率地承认,囊括这么浩瀚的素材,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没有最初的和今后的广大助力,我是没法完成的。

我服膺这样的话:

“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必须具有真实性,代表时代的精神,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在生活的‘田园的以及神话的趣味上’来描写它,而要描写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制,做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不足为怪。但,做不到,还可以继续做。何况面对同样的题材,别人还可以做到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可以允许的。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这对我也颇为合适。

现在,谨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际,借这个机会,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说几句话: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这个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割。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现实,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要描绘出一个活的曹雪芹来,不把他糅合到时代背景里来写,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使前波后浪的史实淹没曹雪芹,不使千头万绪的家史纠缠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脱离开这个历史的浪潮,这就使写作遇到了很多困难。

爱因斯坦说:“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对于我来说,艰巨是从几方面来的:历史的,哲学的,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无知,以及艺术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况还有些实际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刚被读者熟悉了,就要打发开去,因为他长大了,丫鬟也要调换,又不能单换个名儿就算数的,这都增加了没法说清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还很多。

一个走路的人,总是以他双脚走过的实地来计算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曾经生活过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断的,就如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割断的一样。我们每个近代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红色的……它们就是我们远祖的色素的再现。尽管如此,人的皮肤虽是由野蛮到文明的标记,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远祖的皮色,已经有着不容混淆的差异。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我们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离我们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对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即使把他复现出来,但光是就事论事不行,把他写成当代人更不行。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探讨和评价,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

恩格斯对如何理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他分析过去的历史家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从而他们得出结论,比如认为在欧洲“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对于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照此看待。

同样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贫穷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告诉我们:“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这确实是给予曹雪芹的最适宜的历史地位。同时,鲁迅又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3

鲁迅对于那些专会“圆梦”的文士们,说了这些话,也道破了历史终会把人们纳入正轨。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创新的。我们试看《红楼梦》中所用的“套头”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敷衍应景才用的。如果把《红楼梦》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一些词语统统删掉,反而只觉得干净利落。这和别的章回小说不同,别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很卖力气的,甚至要使它成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红楼梦》不想凭依这个。曹雪芹在写情写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画上,完全没有过去的章回小说任何程式化的东西。我们试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放在一起对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两部开近代小说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么知道文学的力量!他在宝琴的十首《怀古诗》里,特意安插上《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情节和史实并列,又借宝钗之口说它“无考”。宝钗要另换两首,黛玉拆穿她的伎俩,认为那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接着,曹雪芹又要李纨为这两部书争地位,说这是“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应该予以承认。在这里,曹雪芹声明它们已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任凭装聋作哑,也是无法予以抹杀的!因此,我们不难看见,曹雪芹已预见到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也将成为和王昭君、西施等历史人物并列的人物了。可见曹雪芹对文艺事业,有着何等的卓见特识。他在十首《怀古诗》里,以《西厢记》为二轴,以《牡丹亭》为压卷,也可见他对《西厢记》、《牡丹亭》心许之深,向往之重了!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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