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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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达尔明显在动摇，米尔肯阵营企图加紧对他进行控制。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一旁，对他说，安德鲁斯尽给他出馊主意，应该把他换掉。达尔说他不愿意换，他信任安德鲁斯，要继续聘请他。然后，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别的招儿。他们建议安德鲁斯到贝弗利山执业，在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的办公大楼里与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暗示这样做他获益会丰厚得多。安德鲁斯看出他们这是意图收买他，断然拒绝了。
安德鲁斯和菲希贝恩对米尔肯的利益没有任何责任，他们建议达尔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并且要抓紧。这对达尔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尽管米尔肯背叛过他，企图把与布斯基做的那些可疑资本交易嫁祸于他。达尔不想伤害米尔肯，米尔肯毕竟多次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但是，达尔不想去坐牢，或为他并没有做的事被起诉。而且，他不想让斯皮格尔先与政府达成协议而把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安德鲁斯和菲希贝恩与政府联系。
大约与此同时，１９８８年９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贝弗利山，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高级员工一起举行年度聚餐会，参加人员包括米尔肯和贝弗利山分部的几乎每个成员。在对高收益证券部的表扬辞中，约瑟夫把工作优秀者的名字都一一唱出，他们在困难的一年中表现突出，为公司做出了贡献。约瑟夫从来不喜欢达尔，而且米尔肯的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是个动摇分子。约瑟夫不能再表扬他。于是，达尔的名字在约瑟夫的表扬辞中没有出现。
这是一个战术性的错误。达尔生气了，并受到了伤害。他一直是贝弗利山分部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公司。德莱克赛尔的官方立场一直是他应该讲实话，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要把那些交易究竟是谁做的说清楚，而现在他倒里外不是人了。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
９月份晚些时候，一个信差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送来五本材料。这些材料是菲希贝恩和他的同事们准备的，里面是一些文件证据，用以证明达尔没有做政府质询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急切地等待政府的反应，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终于，约翰·卡洛尔给菲希贝恩打电话了。“这些材料使我信服。”卡洛尔对菲希贝恩说。他现在相信达尔没有做那些交易。但是，他们的谈话并没有到此为止。菲希贝恩仍然担心达尔做的储蓄信贷交易被暴露，如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做的那些。因此，他向卡洛尔暗示，如果政府给予达尔足够有利的合作条件，达尔可以在其他方面对政府会很有价值。菲希贝恩只是暗示这个意思，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
卡洛尔对菲希贝恩的意思心领神会。达尔是米尔肯的高级营销员，对米尔肯的事非常熟悉，他能够向政府提供极其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运作情况的信息。从心理原因上讲，达尔对政府更为重要。检察官知道，米尔肯周围有一堵沉默之墙，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都不回答政府的问题，而这堵墙一旦打开一个缺口，很可能就会倒塌。
检察官们还意识到，给达尔豁免有很大风险。如果给了他豁免，到头来却发现他犯有严 重罪行，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而米尔肯的公关小组也无疑会借机大肆渲染。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可证明达尔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他们仔细审查了达尔试图强迫斯塔利大陆公司进行融资买断的那起事件，发现达尔当时发出的威胁虽然狂妄，但不一定违法。达尔幸运的是，检察官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做寄存交易的事。无论如何，检察官们需要把焦点集中到他们的首要目标——米尔肯身上，而达尔是通向米尔肯的一块重要踏脚石，这一点胜过所有其他风险。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达尔获得豁免。此后不久，他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接受第一次问讯。后来，这种问讯进行了许多次。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由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和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精心搭建和密封的“帐篷”，被吹破了。
达尔背叛的消息在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团中引起了震动。官员和律师们的意见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达尔没有什么可告诉政府的（因为米尔肯当然从未做过任何违法的事），一种试图胁迫达尔。可能是出于天真，达尔还想继续在德莱克赛尔做交易业务，但被从贝弗利山分部五楼交易室赶了出去，赶到了二楼。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其他交易员对他的行为很愤怒，如果让他与这些交易员继续呆在一起，公司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后来，公司大量削减达尔的薪酬，他的收入从１９８８年的２３００万美元减为１９８９年的５００万美元。洛厄尔·米尔肯不再跟他说话。
这些对策没有效果。达尔成了第一个与政府真诚合作的来自德莱克赛尔的证人。作为一个优秀的营销员，他很快就博得了检察官们的喜欢，就像他曾博得无数债券客户的喜欢一样。达尔比政府期望的更有价值。他对奥克西邓特尔石油公司——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这起未遂收购案中他亲眼所见的内幕交易情况作了第一手描述，并讲述了米尔肯在洗手间以流水遮声，向他面授机宜的事。他对米尔肯与储蓄信贷银行的寄存交易情况了解得很详细，这方面的情况成为本案中一个全新的内容。达尔不隐瞒任何情况，并向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耐心解释艰涩难懂的垃圾债券交易问题。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达尔的弃暗投明引发了一阵证人合作高潮，其他一些证人现在纷纷急着与政府合作。在达尔与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后，检察官们不失时机地又发出了一些传票和质询书，传唤对象包括米尔肯的助手特伦·佩泽尔和沃伦·特莱普。
把佩泽尔定为传唤目标被证明是政府最英明的举措之一。佩泽尔是了解米尔肯与大卫·所罗门之间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是那本堪称犯罪铁证的蓝皮记录本的保管者，这个记录本后来交给了洛里恩·斯珀吉。佩泽尔是一个比达尔更重要的潜在证人，不过政府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佩泽尔还特别容易受政府压力的影响。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相对是个新员工，１９８５年才到这里。由于他是资历最浅的营销员，他担心如果米尔肯决定向政府招供，他会第一个被供出来。尽管佩泽尔很会巴结米尔肯，很得米尔肯宠爱，但他也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佩泽尔一接到传票，就雇了一个华盛顿律师，名叫普拉托·卡切里斯。卡切里斯以前是特莱普的律师威廉·亨德利的搭档，最近曾在伊朗－康特拉丑闻案中担任福恩·霍尔的辩护律师。佩泽尔去华盛顿与卡切里斯见面，随身带着他私藏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有说服力的罪证，我要与政府达成协议。”佩泽尔说，话语中透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确信和目的性。“为什么？”卡切里斯问。佩泽尔说，他相信如果他不先对米尔肯不利，米尔肯就会对他不利。
卡切里斯查看了佩泽尔带来的文件，发现它们对政府来说是珍贵的材料。这些文件中有手写的所罗门公司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之间的对账表，佩泽尔说手写者是洛厄尔·米尔肯。据佩泽尔说，德莱克赛尔与所罗门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交易（包括芬斯伯里基金会的项目）都是由洛厄尔负责监督的。佩泽尔也可以把米尔肯与这些交易联系起来。有一次，当佩泽尔向米尔肯询问关于这些交易的事时，米尔肯对他说：“去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佩泽尔与洛厄尔面谈了两三次，洛厄尔向他面授机宜，每次他都做了笔记。当米尔肯问佩泽尔那个蓝皮本记录的是否都是与所罗门的交易时，佩泽尔肯定地点了点头。米尔肯让佩泽尔把这个本子交给洛里恩·斯珀吉，但佩泽尔机敏地私自保存了一些最具有破坏性的证据。
佩泽尔还回忆起一个与米尔肯的对话，这个对话可显示米尔肯心里有鬼。一天下午，当佩泽尔在办公桌抽屉里找文件时，米尔肯问他：“你在做什么？”“按传票要求找文件。”佩泽尔回答。这时他看到米尔肯把自己的文件抽屉打开，里面都空空如也。米尔肯说：“如果你什么文件都没有，就不用按传票要求做。”
佩泽尔没有把手头这些最有用的文件证据交给公司的律师，也没有把它们销毁。现在，他可以把它们提供给政府。
卡切里斯立即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披露了佩泽尔的文件。佩泽尔可以为米尔肯与所罗门之间的非法交易作证，这些非法交易是完全与布斯基所揭露情况不相关的一桩犯罪活动。对检察官们来说，佩泽尔的价值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佩泽尔在公司也受到了冷遇，他被从米尔肯身旁的座位驱逐，并被赶到了另一个楼层。同时，像达尔一样，他被剥夺了业务员的资格。达尔逐渐不到办公室上班了，但佩泽尔比较固执，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每天上午，他准时上班，并给特莱普打电话，问道：“今天有什么活儿要我做吗？”
与佩泽尔不一样，米尔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莱普面对政府的压力继续对抗，维持对米尔肯早期形成的忠诚。但是，他有他的界限，他不愿为米尔肯的利益而作伪证。１９８８年初他被政府问讯时，就引用《第五修正案》缄口不言。桑德勒不满地对特莱普的律师亨德利说：“我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不愿作证。”就亨德利来说，他试图让米尔肯的律师团正视政府掌握的寄存交易的证据不断增多的事实。他深知，如果米尔肯向政府低头，特莱普的压力就可能消失。
桑德勒对此的回答是：“比尔，迈克尔对寄存问题的看法与政府不同。”
由于手下雇员的背叛，米尔肯很伤心，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的情绪很坏。虽然他不直接提达尔和佩泽尔背叛的事，但他对与他打交道的几乎每个其他人都横挑鼻子竖挑眼。１９８８年９月底，达尔在纽约，正打算飞回洛杉矶时，米尔肯给他往宾馆房间打了个电话。米尔肯对达尔说他华盛顿，并建议说，如果达尔飞到华盛顿，可以与他一起乘米尔肯的飞机回洛杉矶。考虑到可能借此机会与米尔肯进行某种和解，达尔接受了这个建议。 达尔到达华盛顿后，和米尔肯一起来到停机处，登上米尔肯的湾流四型型喷气式飞机。飞机上配有男服务生，并装有一个放映电影的宽银幕。米尔肯几乎不和达尔说一句话，达尔感到很困窘。起飞后，米尔肯选出一部影片来放，把音响开得非常大，达尔耳朵被震得嗡嗡响。“迈克，即使我们不准备说话，你也不能把声音开这么大呀。你稍微把它弄低点儿行吗？”达尔说。米尔肯不理他，继续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电影。在后面的旅途中，米尔肯一句话也不跟达尔说，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达尔渐渐明白，这次旅程是要说明一点：对米尔肯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