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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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位员工里德·哈门也向政府作证，并获得了豁免。米尔肯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之间的非法交易活动（包括非法逃税）现正处于深入调查中。
１９８９年３月，政府开始以伪证罪庭审莉萨·琼斯，这是利文和布斯基作证中引发出来的第一起庭审案。琼斯的律师布赖恩·奥尼尔没有什么能够辩护的，只是恳求陪审团同情这个曾经自强不息的姑娘。琼斯站在被告席上，哭泣着对陪审团说：“我当时在大陪审团面前很害怕。我认为我回答得不准确是因为我记不起来了。”陪审团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裁定了琼斯的所有罪
名：五项伪证罪和两项妨碍司法罪。法庭宣布裁决时琼斯不住地抽噎。罗曼诺补充说，琼斯案表明政府对待伪证指控是“非常认真”的。这话显然是说给其他潜在证人听的。
接着，一个更重要的审判就要进行了，即对里根及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案中其他被告的审判。米尔肯的律师团经常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弄不明白这种复杂的金融案。审判于６月份开始，持续了五个星期，质证工作常常乏味而复杂。陪审团听了检察官办事处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总部起获的许多录音带。威廉·黑尔（即被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解雇的
那个员工）在法庭上作了证。更重要的是，弗雷德·约瑟夫也作了证。作为一位政府证人，约瑟夫解释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自己制定的关于禁止交易公司客户证券的规则。
陪审团合议的时间不足两天，对于一个涉及六十四项重罪的复杂案子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被告们认为这预示着他们将被判无罪，特别是詹姆斯·里根，他一直认为无论是什么陪审团都不会裁判他有罪，这种想法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正如卡图西耶罗在结束庭辩时所说的，这些被告“狂妄自大，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无人能洞其玄机”。
７月３１日，当陪审员们合议完排着队回到法庭时，被告之一扎泽基（就在录音带上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个人）咧嘴笑起来，并向旁听者伸出大拇指。但是，当陪审团主席宣布裁决时，气氛突然变了。裁定结果是：六十四项罪名中六十三项成立。许多被告者的妻子哭了起来。
罗宾逊公关公司的人员对裁决感到失望。特别是肯尼思·莱勒尔，他似乎被这个裁判结果惊得难以承受。不少人曾言之凿凿地预测陪审团将做出无罪裁判，甚至预测称这是一场无效审判，莱勒尔是这些人中叫得最响的。
然而，对检察官们来说，这个具有重要作用的裁决并没有紧接着给他们带来所希望的突破。尽管增加了新的压力，纽伯格和里根还是拒绝认罪。这两个被告很可能能够向政府提供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有价值材料。
由于里根仍在顽抗，弗里曼案的几乎每条调查途径都被封死了，负责此案的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进展甚微。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滴水不漏，没有人“倒戈”，这部分地反映了一种组织文化，即把公司的利益置于其单个合伙人的利益之上，这种组织文化已延续了好几代。检察官们根据《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追查比阿特丽斯收购案这条线索，传讯巴尼·拉斯克尔，讯问他给弗里曼打电话一事。拉斯克尔声称他记不得此事。为了打破弗里曼案的僵局，检察官们几乎到了病笃乱投医的地步，他们竟然提出给塔伯尔豁免，以换取他提供可以进一步证明弗里曼
有罪的证词。但塔伯尔拒绝了，他意识到政府正在调查中一筹莫展。威格顿几乎被遗忘了。
西格尔呆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家里，希望自己的案子赶紧宣判，他等得越来越着急。弗里曼、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联合雇了一个名叫朱尔斯·克罗尔合伙公司的私人侦探公司跟踪西格尔。该公司安排调查员对西格尔的一切行踪进行秘密监视。有一次，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为当地孩子组织一个电脑营活动，这项活动是由公众捐资
举行的。一天，西格尔在捐款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叫“菲尔·思潘斯”，是美联社的自由撰稿人。他对西格尔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伊凡·布斯基与马丁·西格尔关系”的文章，问西格尔有没有兴趣“秘密”接受采访。当“菲尔”拒绝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情况或留电话号码时，西格尔把电话挂了。那个人也没有给西格尔组织的这个活动捐款。
西格尔和拉考夫向卡图西耶罗投诉这件事。卡图西耶罗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美联社没有叫菲尔·思潘斯的自由撰稿人，那个打电话者其实是朱尔斯·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的侦探。这个自称“菲尔”的人也给西格尔在康涅狄格居住时的所有邻居打过电话。当西格尔拜访纽约的一个朋友时，“菲尔”还给西格尔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道：“我知道你在替马丁·西格尔藏
钱。我知道这事。”后来，一个人来到西格尔的这位朋友家，亮出证件，称自己是纽约警察局侦查员。这位朋友让那个人进了屋，那人进屋后四处查看。过后，西格尔的这位朋友给警察局打电话，得知那里没有这个侦查员。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从那个人的证件牌追查出他是朱尔斯·克罗尔公司的私人侦探。
检察官们大为恼火，威胁要指控朱尔斯·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妨碍司法和骚扰政府证人。朱尔斯·克罗尔侦探公司同意罢手。然后，该公司的侦探又开始以其他方式展开行动。他们与和西格尔的孩子合伙用车者的家长联系，试图从这些人口里了解西格尔的情况。一个侦探还用５０美元收买西格尔夫妇雇的一个１６岁小保姆，问她西格尔是否以现金付她报酬，是否看到过西
格尔吸食大麻。西格尔夫妇还经常在深更半夜被电话打扰，不得不先后三次更换电话号码。检察官们再次对朱尔斯·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提出警告，这次之后骚扰事件才 逐渐停止。
朱尔斯·克罗尔侦探公司的骚扰让西格尔很不愉快，但是，弗里曼、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雇用该侦探公司花了１５０万美元，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反倒显得有些可笑。现在，西格尔觉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每次媒体上提到弗里曼的案子，西格尔都被嘲讽为说谎者。１９８９年１月，他去纽约找贝尔德，祈求接受宣判。贝尔德再次劝
他再等一等。
弗里曼的律师罗伯特·Ｂ·菲斯凯（来自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和保罗·柯兰（来自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律师佩多威兹一起继续与政府进行会谈，并取得了效果。他们采取的战略与米尔肯的律师不同，他们从不声称弗里曼无罪，也从不通过宣称西格尔是说谎者或弗里曼是国家之宝来诋毁检察官的智慧和判断力。他们只是不断进行大量调查，力争证明弗里曼和西格尔的交易信息可能有其他来源，并非属于内幕信息。他们没有声称他们的调查所得是真实可靠的，只是强调说他们能够说服陪审团对政府的指控产生怀疑。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审理专业套利人的内幕交易案是多么困难，即使有像西格尔这样的合作证人的配合也一样困难重重。
尽管政府在弗里曼案上进展不大，但贝尔德和同事们还是准备把该案提交陪审团裁判。他们想他们可以依靠西格尔的有力证词和印证他证词的文件证据。而就在这时，此案的调查出现了一个侥幸的突破。
检察官们在对弗里曼案的调查进行最后一搏时，对弗里曼的一个高级助手提出豁免，并把他带到大陪审团面前接受传讯。这个人叫弗兰克·布洛森斯，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套利人，为弗里曼的高级助手之一。一开始，布洛森斯没有提供出新的或有价值的情况。后来，在传讯就要毫无收获地结束时，麦坎尼问他：“你还记得别的什么事情吗？”布洛森斯似乎有些不安，问他能不能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这个要求得到了允许。
布洛森斯回来时，回答说：“是的。”接着，令检察官们惊喜的是，他供认说弗里曼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给西格尔打过电话。弗里曼当时打完电话后禁不住重复了西格尔向他确认巴尼·拉斯克尔的消息时所说的那句话：“你这家伙鼻子够尖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疏忽。
终于，政府获得了一点新的情况，而这点情况产生了超乎预料的惊人效果。布洛森斯立即被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弗里曼的律师们带去盘问，他把向政府承认的情况重复了一遍。律师们惊呆了。当《华尔街日报》一年多前登出那篇关于弗里曼与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通话的文章时，他们就推测是检察官们故意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该报的，目的是想给弗里曼制造压力。他们推断，这说明政府有一个能够为这次对话作证的人——很可能是西格尔。
然而，直到１９８９年６月，检察官们才向西格尔讯问说“鼻子够尖”这句话的事。当时，西格尔再次被带到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当被问到比阿特丽斯收购案和“鼻子够尖”这句话时，西格尔回忆起那天他给亨利·克拉维斯和弗里曼打过电话，但实际说了什么已记不大清，好像说过那句话。另外，他也记不起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上向弗里曼提供过内幕信息。
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曾陷入一个陷阱，即认为政府总是故意向记者泄露对被告不利的消息，深信记者的消息无不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现在弗里曼的律师们误入了同样的陷阱，他们考虑不到也不会相信，政府是从《华尔街日报》上才知道弗里曼与西格尔的这段对话的，在此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揣测西格尔将会为这段对话提供证言，并且现在断定——错误地断
定——政府有两个证人，不只是布洛森斯。
现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联合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长期以来一直是弗里曼的支持者，最后在此案上也产生了动摇。他一直认为弗里曼案是一个“可裁判”案件，弗里曼在法庭上胜算很大。然而，弗里曼的律师们对陪审团的可能组成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不令人鼓舞。公众明显对所有的套利人都没有好感，而且弗里曼在套利中获得了巨额利益。普林斯顿－纽波特一案的裁
决证实了鲁宾的担忧，即公众对富有的华尔街人员怀有抵触情绪。
而且，弗里曼对有关比阿特丽斯收购案的事没有争辩。他从来没有否认从巴尼·拉斯克尔那里得到信息一事，也没有否认根据这些信息进行交易。普林斯顿－纽波特案的裁判结果对弗里曼特别不利。有律师认为，里根被证明有罪后，弗里曼被定罪也就为期不远了。
鲁宾本人现在断定弗里曼以前“判断有误”，正如他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同事们所说的。如果这起以前被政府指控为大规模的违法活动可以简单归结为“你这家伙鼻子够尖的”这一句话，那么鲁宾相信，这个案子可以以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危害最小的方法得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