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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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倒是一个满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F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替我弄一杯热酒。在走到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到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了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莱克诺姆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筒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上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友好得过分了，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我呼唤着宙斯去鸡奸一个绞死的人。
风在绞架上吹起，
看，那个死人在晃动。
我只得跳起来去好这个死尸，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在过于狭小的肛门里亲吻，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看着它在那儿乱蹭。
在过于宽大的肛门里亲吻，
人们一无所知或是发泄怒气，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②宣布开饭了。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嗝来像头猪，一坐下来吃饭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没有人能打破。还有勒普兰斯先生，他是一个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夜常礼服。他相貌英俊，真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碰酒，也不读任何会伤脑筋的东西。他旁边坐着琅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了。”他和勒普兰斯先生好得难舍难分。再下来是巴斯罗，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习医学，他到处借贷，没完没了地谈论龙沙、维荣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看是否差几克分量。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了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莱克诺姆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勒佩尼普，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他非常节俭，却当了一个放债人，他像阿尔布雷克特·杜瑞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不走运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这些魔鬼组成了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他无疑是个犹太人。总之我到这儿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了，这个事件使我再也不用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了。除了坐在我旁边的勒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构成了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同他们过一会儿就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名誉而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垂着头吃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去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按照惯例，一吃完晚饭就马上到城里去，除了留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市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了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糟透了，竞是这种音乐。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呆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枪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酸。思想的王国已由理智完全开拓，没有给音乐创作留下一点点地盘，只除了手风琴的空板条，风呼啸着从中穿过，将太空撕成了碎片。不过在这个边远的城镇里谈论音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一样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不想了，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高康大的话。咖啡馆内部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还是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的会话课，以后就没有事了。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到了下午又上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读维吉尔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哑》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是只空面包篮！
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女人，无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的、对过去的眷恋中有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我来到了这儿，本是来传播法美友好福音的。我是一具僵尸的使者，他四处掠夺，酿成难以描述的痛苦和不幸，现在却梦想要建立世界和平了。呸！我真不明白，他们指望我讲什么？
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美国的《独立宣言》、讲最近一次流氓团伙之间的火并？讲什么？我想知道要我讲什么。唉，告诉你们，我从未提起这些。我开门见山，讲了一堂爱情生理学。
我讲的是：大象怎样做爱。这一招灵极了，第一天过后便再也没有空板凳了，头一堂英语课后他们都站在门口等我到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提各种问题，像是屁也没学会一样。我让他们不停地问，我教他们提出更难以启齿的问题。“什么都尽可以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儿我像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精灵的国度里的全权大使，来这儿旨在创造狂热和激动的气氛。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说，“在某些方面，物质世界像一个讲过的故事一样悄然逝去，像幻觉一样化为乌有。”看来这话表达了在学问的空面包篮后面大家的普遍看法，我自己却不信这话，我不信这伙王八蛋企图硬往我们肚子里塞的一切鬼话。
如果没有书可看，不上课时我就上楼到学监的宿舍里找他们闲聊。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知得可笑，尤其对于艺术界的事情，他们差不多同学生一样无知。我好像闯进了一所没有标明出口的、私人开办的小疯人院一样，有时我在拱廊下窥探，看着孩子们大步走过去，脏兮兮的缸子里插着大块大块的面包。
我自己总是觉得饥饿难忍，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赶上早饭。早饭总在早晨一个荒唐的时辰开，而那会儿睡在床上真是舒服极了。
早餐是大碗大碗的发蓝的咖啡和一块块白面包，没有奶油可抹。
午饭是菜豆或扁豆，撒进去一点点肉屑使它看起来开胃些。这种食物只适合给做苦工的囚犯吃、给砸石头的囚犯吃。酒也很糟糕，不是搀了水就是变了味。这些食物有热量，不过烹调不得法。据众人说，莱克诺姆先生应对此负责。这话我也不信，人家花钱雇他，目的是要他不叫我们饿死就行。他并不问我们是否有痔疮或疗疮，并不关心我们是嘴细还是嘴粗。为什么要关心？他只是受雇去用这么多克的菜肴生产这么多千瓦的能量，一切都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这全在脸色青白的办事员早晨、中午和晚上抄抄写写的厚帐本上仔细计算过，借、贷这两部分用一道红线从中间隔开。
空着肚子在四合院里徘徊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有一点儿痴狂，我有一点儿像“愚蠢的查理”那个可怜虫，只是没有奥代特·德·尚帕狄丰来跟我玩牌。有一半的日子里我得向学生讨烟抽，有时正上着课我就跟他们一起啃开了一点干儿面包。炉子总灭，所以我很快便用完了配给的木柴。要哄得管宿舍的办事员拿出一点儿木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最后我对此恼火极了，便上街去捡柴，像一个阿拉伯人似的。我很惊奇，在第戎的街道上几乎捡不到能生火的柴。不过这些小小的征集木柴的远证将我带到了陌生的地域，我渐渐熟悉了据信是以一位名叫菲利贝尔·帕尔隆的已故音乐家命名的一条小街，那儿有好几家妓院。这块地方总是会叫人更快活一些，有做饭的味道、有晾出来的衣物。我偶尔也看到在妓院里闲荡的可怜的傻瓜，他们比在城镇中心见到的穷鬼还好一些，每次穿过一家百货店时我都会碰到这些穷鬼。为了取暖我常常这样穿来穿去，我估计他们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这样做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愿为他们买一杯咖啡的人，由于寒冷和孤独他们显得有一点儿痴呆，而当蓝色的夜幕降临时整个城市都显得有几分痴呆。你可以任选一个星期四在主要马路上散步，一直走下去也永远不会碰到一个胸襟宽大的人。六七万人——也许更多——穿着羊毛内衣，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他们生产出一车车芥末。女子管弦乐队笨拙地奏出《快乐的寡妇》。大旅馆里提供银质服务。一座公爵的宫殿正在一块块、一点点地朽掉。树木在霜冻下发出尖厉的响声。木头鞋子不停地格登格登响。那所大学在纪念歌德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了（通常人们是纪念忌日的），总之这是一件蠢事，人人都在打哈欠、伸胳膊。
从马路上一路走进四合院，我总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徒劳无功的感觉。院外是一片凄凉和空虚，院里也是一片凄凉和空虚。
这座城镇笼罩在一种卑下的贫乏和啃书本的浓雾中，学的全是以往的渣滓。教室分布在里院四周，很像在北方森林中见到的小屋，学究们就在这儿尽情大发宏论。黑板上写着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法兰西共和国的未来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