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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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魁子与作家见面，就像在部队见到首长那般恭敬，请教着对村干部工作的看法。而作家也确实是农民的后代，白天就在农民的地头与农民一顶一的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与农民交流的最好平台。到了晚上，他就蹓东家、串西家地聊天。不出三个月，荣魁子的大小事、长短处，一个不拉地收集在他的脑海里。他最欣赏荣魁子骨子里表现出来的为民所想、敢说敢干、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敢于负责的品格。他想，荣魁子在他的家乡能干出成绩，虽说偶然，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性。
事情有了大致的判断后，作家回了一趟地委，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然后，又回到了村里住下来，着手写他的报告文学。一个月后，荣魁子被任命为乡（公社）党委副书记仍兼村书记。又过了两个月，他的官衔上加了一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牌子。
半年后，作家的报告文学发表了。也不知是哪一个领导是始作俑者，认为既然农民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那荣魁子为什么不能再当大一点呢？于是，一纸公文下来，他又加官为地委副书记。从此，荣魁子成了官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地、县、乡、村皆有官职。
有人曾经说过：人生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你想，如果淡水鱼到了海洋还有它生存的余地吗？反过来说，深海的鱼类放在长江、黄河中也许蹦活不了几天，就会死去。话说荣魁子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眼里，是一个为他们办事的后代，说错的话原谅着，做错的事包容着，只要他的心是向着乡亲们就行。但到了县、乡的官场上和各种文山会海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实际上荣魁子本人也适应不了地、县机关的各种环境。
有一回，地委叫他去开会，休息时在地区机关宿舍，听到隔墙同是地委副书记的16岁的儿子，撒娇地向他的妈妈哭闹说：“妈妈，你叫爸爸买一支冲锋枪给我，我明天就要！要带到学校去，人家都有！地委书记的儿子没有大丢人！”
妈妈哄着儿子说：“好！好！乖乖，等一下，就叫你爸爸去买。”
荣魁子听到后对接送他的司机说：“这些人的儿女像什么！身上长着的‘小弟弟（生殖器）’大到能当武器把想咬它的狗打死了，还哭爹叫娘的撒娇。我们国家靠这帮人有希望吗？”
此后，他如果到地委开会，无论多晚，都不愿在机关宿舍休息，都要赶回村里。
最让荣魁子不适应的，还是文山会海。他一到会场就想打瞌睡。领导看到他有这个毛病，便心生一计，每次开会都让他主持。虽说主持会议的发言稿都由秘书写好，照本宣科就行了，但他本来就没有读多少书，要主持一个会议看懂发言稿也要花很大的功夫，这让他的精神集中了不少。
他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觉得在人民面前丢了脸。
那是当了县革委副主任后的第二年，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什么是三级干部大会呢？就是每年开春，县里为了搞好当年生产，召开县、乡、村主要负责人大会，俗称“三级干部大会”。这年会议，拟定由荣魁子主持。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给荣魁子的秘书送来了主持开幕和闭幕的议程。秘书将这两个议程拓展成两个讲话稿清样，并根据荣魁子能理解的方式分别标上圆圈、三角圈等各种图形。秘书给了一个卷宗给陈占魁（荣魁子）主任，将开幕讲稿放在上面，闭幕的放在下面，并嘱咐不要搞混。而荣魁子根据先左后右的原则，将开幕的放在上衣左口袋，将闭幕的放在上衣右口袋。
会议开始那天，台上台下都坐得整整齐齐，只见荣魁子十分庄重地走到讲台前，习惯地用右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有点紧张地高声读道：“同志们！今年的三级干部大会胜利闭幕了！”
话刚出口，台下一片哗然，荣魁子一看不对，马上检讨说：“不对！错了，怪我掏错了口袋。”
台下顿时笑声一片。
接着，他用左手摸了一下上衣口袋，也是拿出一张纸，和先前一样认真地读道：“同志们：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县委、县革委精心组织的三级干部大会，今天胜利开幕了！……”
在这次会议以后，荣魁子想，官场上的饭也不比农家饭好吃多少。从此，对当官厌恶起来，有事没事就往村里跑。
有一回，省里觉得荣魁子政治品质好，也确实为农民办了实事，是有政绩的。就是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低了点，有意要他到中央党校进修。他说：“你叫我挑100斤走十里路，我还行；但以我这样的年龄再去回炉深造，比打我屁股还难受。我看就免了吧！”
时间很快就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进行得差不多了，县、乡、村也撤销了革命委员会和乡人民公社，恢复了各级政府，荣魁子就成了县“正处级调研员”，并回到他的山村，与他长期生活和劳动的父老乡亲恢复了亲密接触。从此，荣魁子的脸上又展现出自信的风采。
日子不多了
更新时间2008…7…12 7：48：17 字数：3816
我怀着十分惋惜和沉重的心情写这个故事。
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的一个部下和同族兄弟，他叫肖明标。当我和他的弟弟成为小学五年级同班同学的时候，我们敲锣打鼓送他参军；当我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因为在参军前在村里时生活困难，和几个年轻人说了毛泽东几句不是的话，而遭到部队解甲归田并受到批判；当1975~1977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当大队民兵营长的时候，他是武装连连长；当我离开山村就读广州某学校的时候，他是生产队长，当时正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松绑政策力争致富；当我成为国家干部的时候，他因为一句“日子不多了”的话，而成为他留给世人的警言。
他长着一米七的个头，给人的感觉是很精干。脸上也还算清秀，说话有点沙哑，使人感到他因为肾水不足而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也可能正因为这个声音，有心人会意识到，任凭他有多勤劳吃苦，肾水不足是男人致命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家乡已经实施了分田到户的政策，也叫“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山也分给各家各户管理，叫自留山。这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九点多钟，明标兄弟就到了名叫磨石嘴的自留山上垦荒种树。这块地方的下边有一条小路，是泥坑村和猪嘛坑村乡亲与大村往来的必经之路。每当新春的初一、初二、初三，人们喜欢互相串门给长者和亲朋拜年，而大年初一是不能到别人家吃饭的，因此，上午12点之前是拜年的最佳时间。大至上午十时，路上走来一位与泥坑村有亲戚关系而与明标同属一个生产队的同龄人，他正要到泥坑村向长辈拜年。走到山脚下往上一看，看见明标在挥锄开荒，觉得今天上山劳动也太玄乎点了，就仰起头跟明标打起了招呼：“老标，为什么那么早哇？”
明标一边垦着荒一边回答道：“哎呀，日子不多了！”
这位又说：“日子有多长，活就有多长，你悠着点！”
明标没有再答话。
人们想不到的是：这年夏天，明标就十分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只有三十来岁。而他下葬的地方，正是本年的大年初一他所垦荒之地。他的墓门正向着村里和他的老屋方向。而墓地山下的小道旁正是生产队分给明标一家的责任田。据说，明标的老婆每次要到责任田里干活，来到这山脚下的时候，想着明标在世时的种种好处，想想未成年的三个孩子，想想孤儿寡母生存的艰辛，就忍不住要泪雨滂沱的大哭一场。人们想象明标老婆在责任田里边劳动边痛哭流涕的情形是十分同情的，我的心里也特别难受。我曾经在回到村里的时候，两次在近距离默默地眺望着他的墓地，聊表哀思。
这种一句话成忌语的故事在中国并不少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汉族的人们见面要说好话的初衷。我从儿时起，在农村生活期间听到的三个故事可见一斑。
第一个故事。
据说，邻村有一家六口人：爷爷、奶奶，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六岁，一个九岁。在这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吃团圆饭的时候，老爷爷告诉全家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家不要讲粗话、脏话，要知道避讳。”
六岁的小孙子突然问道：“爷爷，什么叫避讳？”
爷爷想了想说：“避讳就是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有些话呢，不能像平时那样讲。”
孙子又问：“哪些话不能像平时那样讲？”
爷爷耐心地说：“譬如，要喝汤，明天就不能说要喝汤，而是要说：‘要剩子（圣旨）’，总之，你们两兄弟尽量少讲话。如果你两兄弟做得好，爷爷会再给你们红包钱的。”
爷爷还想讲些什么，两个孙子高兴地打断爷爷的话说：“知道了！”就跑去与小朋友玩去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了，村里大家都怕早起，以免被人打招呼时说：“你早啊！”（在平时，这个“早”字是赞扬人们勤劳的意思，但在新年则暗含“早去”、“早死”的寓意），这家也是十时才起床。这时，两个孙子的肚子已经空得“轰轰”叫了，大人们很麻利地做好饭并将饭菜端上桌，叫大家吃早饭。这小孙子想用汤下饭，但忘了爷爷说的将汤改叫“剩子”的话，怎么办呢？只见小孙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碗里的饭挖了一个小洞，然后跟爷爷说：“爷爷：你看，你的洞我都挖好了。”
这四个大人们听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而爷爷那古铜色的老脸也渐渐变成了红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洞”字寓意坟墓，家人能高兴吗？小孙子也不知闯了祸，满脸委屈地等着大人们的关照。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刚围着桌旁坐下，一向很乖的大孙子想想：“爷爷昨晚不是答应给我红包的吗！到现在都不给不就没有了？”于是，大孙子就很认真地说：“爷爷！这下你死定了，你欠我的钱呐！”
这话一出，不得了啦！除了两个孙子仍盼望着爷爷兑现承诺给钱，心头还有点激动外，这四个成人的心一个比一个冰凉。
自此，爷爷一个新年都闷闷不乐，正月十五便卧床不起，不到清明就离开了他的儿孙。
第二个故事。
我有一个堂兄结婚后在十三年间生了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家里还有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母亲。在六、七十年代的广东农村，这样的家庭，日子自然过得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凭着兄弟叔侄的关照，加上堂兄的母亲一生都很会做人，临老了福庇儿孙，左邻右舍接济的事三天两头就有一回。因此，两个劳动力，养起九口之家的故事，就成为现实。
当然，生活清苦是必然的了。堂兄夫妻对此心态倒还淡定，常想：“哎，苦点没有关系，只要衣服穿得整洁，吃的东西吃好吃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也期望着日子好起来，这叫人生的奔头。就这样熬到1972年，大儿子已经十岁了，已能带弟弟妹妹到外面玩了。
这年大年初一，堂嫂早起做了一些家务，眼看将到十点钟，还不见六个子女的身影。就到了儿子的床前，打开蚊帐一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