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第4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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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那位左腿已经少了一截，黑乎乎的布料被烧灼在腿上。露出在外头的是黑红的残肢。“让我死吧！”工人正在绝望的哭泣着，“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让我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就业竞争残酷的武汉地区，这等伤残者是很难再找到像样的工作。这个世道对一个没有养家糊口能力的人毫不留情，只有缓慢的死或者痛快的死两种选择。

不管伤员的伤口多么吓人，也不管伤员的哀号多么悲惨，救治工作立刻展开。先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在用纱布包住伤口。伤员们被抬上担架，救护队向着医院跑去。

“毛校长！”工头拉住了毛平，“毛校长，这里头有我的亲戚，您多照顾些。”

“放心吧。我们会好好治疗病人的。”毛平答道。

“这是命啊。这是命。”工头同一种痛苦的语气反复说了好几遍，这才说出了心里话，“受这罪还真不如死了。”

毛平知道工头的意思，工头没说出来的话是，“如果花费太大，那就不用救了。”毛平对医院的情况非常了解，人民党的医院也不可能不惜代价的救治这种病人。现在的医院根本就没什么大宗进项，如果人民党不是为了积累出足够的医生，而且人民党在医生身上的投入本身也很少，这家学校和医院早就撑不下去了。

武汉三镇是大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要地，又有好大的租界区。这里被美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而畸形的城市发展中，恰恰缺乏医疗体系，更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党对自己体系内的伤残人员除了尽心救治之外，还会安排很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未婚人员，甚至还会给他们安排结婚之类的待遇。可那是根据地，人民党基本上掌握了整个根据地，有诸多企业、工厂，有着太多的就业机会。在武汉，一日不劳，一日不食。太多的人等着太少的就业机会，一旦因为重大伤残被劳动队伍所淘汰，下场悲惨的很。

即便是把人救下来，那意义何在呢？毛平忍不住想，如果汉阳钢铁厂是人民党的，那么人民党自然不会对这些工人同志置之不理。可是现在的情况，人民党既无财力，也无义务对这些人提供治疗之外的更多帮助。

“能救下来就是他的命。听天由命吧。”毛平对工头说道。工头用理解和感激的眼神看着毛平，连连说着“多谢。”

毛平为了平易心中的情绪，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发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毛平甚至回想起陈克用一种极为认真的态度对自己说，“毛平同志，你辛苦了。”

想到这里，毛平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坚持工作下去的勇气，尽可能的为中国贫乏的医疗工作做些事情。不过毛平若是能知道陈克内心所想的东西，只怕会大惊失色。陈克面对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简陋的公共医疗医疗体系，经常会想，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那平均近乎10％的病人死亡率，若是在21世纪只怕早就被医闹们堵住大门给弄得想自杀吧。

抱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毛平，带着医疗队离开了汉阳钢铁厂。学校和医院健在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这是汉阳新区的地盘。

190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人民党在此时介入武汉，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更不是陈克对历史的了解有如此细致的程度。纯粹就是误打误撞，在有大量空地的汉口插进了一杠子。这十几万亩的洼地本来是湿地，没什么人居住。到1908年，地下水位降低，这地方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兴建。

医疗队进了医院，医院里头依旧是人头攒动。这个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传染病占据了大多数病床。群众们虽然不知道传染病的道理，却知道传染病的表现。把传染病人留在家里头，全家遭殃。送去医院的话，一来对亲人尽了心，二来也避免了家里头遭殃。如果是新中国时期，医院和国家卫生防疫体系自然是要解决这些防疫问题的。可现在是1908年，满清政府既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更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私人开医院那是为了挣钱，是要往自己腰包里头挣银子。而不是掏自己腰包花费巨大的来给社会提供服务。

所以，直到人民党介入武汉，即便是只有大规模卫生宣传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系的雏形才算是出现在武汉。

众人见医疗队抬着伤员进来，知道事情重大，纷纷让开了道路。毛平他们顺利的进入手术室，开始进一步的救治工作。

这是1908年4月的事情。赵尔巽大人尚且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

而两个月后，也就是1908年6月，在江苏临时议会正式建立时，赵尔巽大人已经如愿以偿的重新就任四川总督。他抛下湖北这个烫手山芋，急急忙忙的赶去四川。甚至继任都没等。

进入夏季的武汉地区下起了大雨，各地水位暴涨，湖北眼见着要连续第五年遇到大规模水灾。而此时的毛平，正动员医院的同志和学校的学生做好救灾防疫的准备。

不仅仅是医院，武汉工作队的同志们更是做着紧急动员。来武汉工作之前，陈克对武汉工作队说过，“同志们，革命可以走先用军事力量控制一个地区，然后在民政上展开新制度建立工作的方式。同时，革命也可以走先在民政上展开工作，最后实施军事接管的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但是只靠军事力量是打不出一个新政权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无外乎让人民能够更好的劳动，能让人民更好的生活。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归结点，也是一切革命的目的。”

人民党有着应对水灾的能力，党员干部们几乎都是从水灾中死里求活挣扎出来的。虽然人民党的同志都学习过唯物主义，也都坚定的表态，这世界上不存在鬼神。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很怀疑陈克是不是有能掐会算的能力，当人民党开始在武汉投放力量的时候，不用上阵厮杀，不用阶级斗争，老天竟然用水灾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帮了一把。

通讯员带来了消息，陈克主席带领的工作队在大别山区的工作很有成效，到现在，已经征集了数万人的队伍。而这支队伍已经开始做出兵武汉的准备。不是为了军事斗争，而是为了救灾工作。人民党有可以在毫无竞争对手的社会局面下尽情展开工作了。

莫道前路无知己三十维新志士与革命志士（六）

~日期：~12月02日~

党的政治工作从来又细致又坦率，例如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就是“一头猪顶得上半个政委。”而历史上以白馒头起事的事情并非凤毛麟角。陈克虽然知道这是真的，不过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当他亲自遇到这等事情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安徽六安是红色老区，陈克知道这地方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需求。与六安市委书记汇合后。陈克在党委会议上制订了“清除地主恶霸，团结革命群众”的行动纲领※安本地同志将七个当地有血债的地主恶霸当作目标。其中一家刘姓当地土豪还与段祺瑞的祖父有过过节。段祺瑞的祖父杀了刘家的人之后，举家迁往寿州避难。那时候段祺瑞祖父已经是淮军统领，可见当地土豪气焰之嚣张。

“打土豪，分田地！”这道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整个六安地区§察队发现恶霸地主根本不逃，而是龟缩进自己的围子。在约定打围子的头几天，各地的百姓们已经聚集在六安县，人人情绪激动。

得知面前的陈克是大名鼎鼎的人民党一号头目，云集前来的群众拎着麻袋，扛着扁担，热情的要求跟着陈克干。

“陈大王，我们早就听说在寿州那边讨生活容易，您一定要带上我们啊。”

“陈大王，您打下安庆之后，安庆地面已经好多了。可是您不能不管我们六安。”

淳朴话里头蕴含着对财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陈克从来相信人民不会白白跟着革命走的，革命必须给人民一个跟着革命走的理由才行。单纯的杀人分家产可引发不了真正的革命。

“乡亲们，想来大家听说过，我们人民党杀过不少人。官府的人我们杀过，地主恶霸我们杀过。和我们打仗的官军我们在战场上也杀过。不过我们人民党杀人有讲究，滥杀无辜是不行的，为什么要杀那个人。乡亲们，我们自己先得给自己说明白！”陈克对着云集而来的数百百姓高声喊道。

百姓们面面相觑，陈克竟然不是主动宣布要攻打对象的恶行，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打过去。却反问群众理由。跟着人民党攻打围子，这种事情大家可以很轻松的追随，所谓墙倒众人推，攻破了围子之后，能拿到东西才是正经，至于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肚子饿。那些地主恶霸的确欺压百姓，不过真的说一定打定主意要那些人死的群众，却还是少数。

“他们欺负人！”有人躲在人群里头喊道。

“他们是谁！他们欺负过谁！”陈克毫不迟疑的问道。

下头立刻一片静寂，这可是在让苦主们出来说话。陈克自打下了以后要学会“倾听”的决心之后，所有行动都在往这些方面努力。百姓们从来是很老实的，他们很清楚一旦站出来那就要为站出来之后的事情负责。没人愿意为这种事情负责，只有真正有血仇的百姓才会挺身而出。

过了片刻，终于有一个汉子脸色铁青的越众而出，他到了陈克面前，突然双膝跪地，撕心裂肺的喊道，“陈大王，我和那些围子的人没仇没怨。我来这里是求你一件事……”

陈克连忙把汉子拽起来，“这位大哥，我不是什么山大王。你叫我陈克就行了。”

汉子虽然看到陈克身材高大，却没想到陈克的力气颇大，只是一拽就把自己给拉起来了。汉子也管不了这么多，他紧紧抓住陈克的手臂，“陈……，陈大王，我听说您打官府。我家兄弟五人，被恩铭下令杀了四个。陈大王，若是您肯替我们报仇，我这条命就卖给您啦！”

这汉子名叫范有地，六安霍山人。因为参与了反洋教的行动，1906年恩铭下令镇压群众活动，他全家遭难，只有范有地一人逃出了性命。等到人民党打下了安庆之后，范有地才回到六安。期间范有地也曾经去安庆，加入了当时占据了安庆的岳王会。岳王会败退之后，范有地没有跟着岳王会走，而是回到了六安老家♀次听说人民党打了过来，他这才孤身一人前来求陈克。

这个切入点陈克很满意，这年头“教案”极多。冲突的焦点一方面是洋教与人民群众之间习惯上的冲突，另一方面，教徒们加入洋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高人一等的身份。有了这等身份之后，教会利用洋人的背景要挟地方官，在民间冲突中总是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对信基督或者天主的来说，宗教上的压迫政策是基督天主体系宗教的本质。莫说在中国搞这个教民等级，就算是在英国，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还压迫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外国传教士们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在中国都是采用这种认为塑造一个更高特权地位的信徒众来扩大宗教势力的影响。而投奔洋教的，大多数都是无法在民间主流里头占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