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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读者-第9部分

小说: 读者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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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洗冤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种常识。要是发现数十年后原来已没人听过这号人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陈子善不爱碰理论,但他这种看似琐碎的细活却往往起到了比理论还厉害的启发作用,因为他正在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新大陆,而每一趟发现都能引来自省:忽视刘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见?歧视陆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义的错?不想碰“汉奸”胡兰成是不是我们搞混了政治与文学?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难怪当年内地门禁才开,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轨,两个岛屿的一切对他来讲都和以前的禁书一样,是被埋没了的宝。半生埋藏故纸堆中,他的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对着这种人,我们自叹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劲,他也不在意,总跟着我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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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的藏品——《东写西读》
其实报刊编辑和作者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或许就在于作者用键盘和笔书写,而编辑则利用作者来替自己书写。一个编辑用不着自己动笔,他只需调动不同的作者,开发他们的潜能,形塑他们的风格,再组合并装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当然我们可以争辩,作者创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编辑就没有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他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个作者要写的东西。所以编辑的作品永远是不完整的,它永远失控。然而,又有哪一个作者真能达到令每一字都处在自己严密蓝图之中,恰如其分刚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编辑的作品,那么好杂志就应该要风格鲜明气息强烈了,让人一看就感到在这芸芸作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手艺抢眼,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近几年大陆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编辑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万象》了。很多人说它“海派”、“小资”,比起北京的《读书》多了几分闲情,多了几分旧时颜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现成名家如董桥、黄裳、迈克、林行止、刘绍铭和舒国治,也有许多在这里头养出来的新秀像恺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论成名与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协调,合作酿出了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雅韵味。这本杂志背后的作家叫做陆灏,有“沪上美男子,当代邵洵美”之称,可是《万象》没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见他的署名,更别提什么编者前言或后记了,实在是低调得很有性格的编辑。他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万象》,转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东写西读》。一个惯于躲在幕后的编辑要是亲自下笔,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钟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甚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书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不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他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得多了。他喜欢摺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摺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我想起二十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本雅明,他一生痴迷收藏,不只写过许多谈收藏的文章,还为了藏书的嗜好犯穷。其最大心愿就是要“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早逝的他当然成就不了这等伟大的宏图,唯钱先生庶几近之。至于年轻的陆灏,来日方长,不妨继续革命,这种写书的态度很像一个编辑,问题是它有意思吗?也是本雅明的话,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来会产生“新的宏发性关系”,引述回来的故事也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力量。在《举人算得了什么》一文里,陆灏先讲了一堆民国学人的逸闻趣事,最后终于说到“*”:“听朋友说,*中造反派找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此情此景,当然可笑,但它爆发出来的那股力量欲又不是“笑话”二字可以道尽的了。


壮哉万圣
几天前才谈到,现下要禁书可不容易了,不止盗版横行,连正当的出版商和书店也都各有神通,懂得用法律的盾牌与法外的渠道左右周旋。没想到过不了数日,我就差点在北京目睹了一幕禁书秀。地点是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主角是老板刘苏里夫妇。听他俩说,那一天我要是早点到就能够赶上了,台湾出版界名人郝明义先生看了一下午,频呼过瘾长见识,让我很羡慕。原来今年(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几位文化管理执法人员上了万圣书园,硬要没收一本谈反右历史的书。刘老板夫妇俩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么多年以来,哪一个“主管单位”的人都晓得到了这个知识分子圣地得客客气气,好言相劝,不可硬干。偏偏这些执法人员平常大概捉惯了“小姐”据说卡拉OK和书店都是“文件事业”,属于这批执法人员的管理范围,没有闯书局的经验,于是一上来就要拿营业执照(类似香港警察去夜场“查牌”)。结果惹毛了刘老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要出动当地官员调解……。
说起来刘老板也是个京城闻人,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风起云涌,九十年代初刘苏里在京开书店让青年学子走向世界。由于他的背景独特,有些搞“修宪”维权的就喜欢聚到万圣的加啡店里聊天,据说很令“有关部门”注意。其实这真是误会,刘苏里不涉政事久矣,他现在专心老实做生意,一门心思全在书店上。于是万圣书园就成了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不止附近的教授学生喜欢光顾,连我这等游客每回去了北京也一定要去报到。你可别以为它像台湾的诚品,咖啡店里充满了精致的摆设优雅的桌椅,空气中还有高级的乐声。不,刘太太很强调他们拒绝“小资”,一切以平实为尚。最夸张的是他们偶而还会客气请走霸着座位喁喁谈情的情侣,因为“这是一个给人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地方”。万圣到底好在什么地方?简单地讲,就是我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尽管以大陆标准而言,它的地方不大。但是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却一本也见不着。不像好些超级书城,你略过垃圾的时间要比真正看书的时间还多。而且不只我有这种感觉,北京“圈子里”的朋友人人都有同感。要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在万圣,任何一本书想要进门都得经过三重审核,不入流的根本上不了架。何谓不入流?为免得罪人,名字我就不说了,总之某些声震神州的文化大师全集,和包赚不赔的全国畅销书就不是他们的那杯茶。不看面子不讲关系,任你是大发行商在出版社,东西不行就是不行,凭什么你出过一百本好书那第一百零一本就一定好呢?难免有出版商给红包推书上畅销榜,也难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为什么自己的杰作你们不懂得欣赏;更有不识时务的作者在店里吵闹,不满书的位置不够当眼。你把我们刘老板当是什么人啦?他连执法大队的面子都不给,何况你这臭老九?刘苏里说他有回火了,结果就大骂一个恬不知耻的家伙:“这么次的书,还好意思叫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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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进一步
想要认识香港的独立出版社“进一步”,你可以从它的朋友开始,也就是所谓的“进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称“江总”的“进一步”总编辑江琼珠很高兴地通知我:“恭喜你,我们的股东一致决定,正式接纳你成为‘进一步之友'。”听她的语气,似乎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从古琼诗和吕大乐那里了解到了“进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划算的事。就拿吕大乐来说吧,他替“进一步”写书,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税,甚至还要出一笔“赞助费”。意思就是你出书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负担,万一(只是万一)书卖得不错,竟然赚钱,那么这笔钱就该捐给“进一步”。你先别问这是为什么,我还没讲完呢。
据说有一次百事缠身的吕大教授迟交书稿,只是迟了一天,江总就电告他:“由于你没有按时交稿,导致我们损失惨重,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你要缴交罚款,以作赔偿”。虽然吕教授位居学院厅堂,薪高粮准,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实在没有随时交罚金的预备,于是他只好以实物代替现金。没多久,“进一步”的办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吕大乐敬赠”。这就叫做“进一步之友”了。不要以为“进一步”是个专门坑害友好的层压式诈骗传销机构,他们的股东不只严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货。
为了庆贺“进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他们不只在2007年一口气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书,还在相当高尚的中环SOHO区找了家法国餐馆祝捷。这天晚上除了十本书的作者,庄陈友社长暨全体股东,座中还有我等一众“进一步之友”,全场任食任饮,豪到你唔信。请吃饭的是大导演邱礼涛,在港片“滥拍王”雅号的背后,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进一步”股东。请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药房东主的职业做掩饰,实际上也是热衷各项示威*的“进一步”股东。这两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进一步”进步大业,随传随到,花钱如流水。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家应该捱得了十年的出版社。我想不出什么精确简洁的解释;答案,或许就在“一步十年”这套书里。平常圈里人谈起这家独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关心社会”,爱出一些其他人不大愿出的书,胸怀天下,鼓吹运动。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桥硬马,绝无废话,没有无病呻吟,更不讲市场噱头,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风范。就算其中有个人感怀,那也是铁汉柔情。看张炳良指点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难题》里痛思回归十年路,身在行政会议,心是学人本色。再看许迪锵《老师没有告诉我,我也无从告诉学生的历史与文学片断及其思考》,他开宗明义地说自己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至今不悔,这等豪言现在又有谁吐得出口?更厉害的是这十本书里起码有七本可以算作社运见证,从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内地民工的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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