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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历史选择了毛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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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单衣军服。党代表滕代远伤愈,归队了。一到井冈山,不论是湘军还是赣军,早已撤了。山上一没有吃的,二没有住的,何况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军阀开战,湘军、赣军都回防了。忽地冒出一支队伍,欢迎红五军。那是王佐的部队。王佐不愧为“山大王”,在白军占领井冈山时,他带着队伍躲进了老林。从黄洋界跳崖的李灿,带着残部和他会合。    
    随彭德怀一起回到井冈山的姚哲,曾写下这样目击的惨象:“这时茨坪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到处都是尸体,在一个浸纸浆的池子里就看见好几具尸体,尸体的手和脚都烂了。我们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的脸也没有洗,头发、胡子都很长,苦得很,一见我们都哭起来了,我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东西送给他们,并且将带来的银元,每人发给一块钱。”袁文才也在山上,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彭德怀。其实,袁文才没有参加守山。当时,他被调离三十二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一直跟毛泽东、朱德在一起。当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时,他听说井冈山失守,记挂家乡亲属,就开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冈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来,生怕上级知道会杀他的头。    
    虽说王佐跟袁文才是“铁哥们”,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之事报告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找袁文才谈话,给了他口头警告,同时又安排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副书记。这样,袁文才的情绪总算稳定了。袁文才开小差,固然不对。但是,他产生异心,却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话。当那些“衬衫文件”运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传达时,特地删去了那一段话。袁文才风闻此事,想方设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话,使他大吃一惊。那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原文如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开明所说袁、王“信仰个人”,其实便是指信仰毛泽东。杨开明在他的报告中预言道: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确实,矛盾终于在一九三○年二月中旬爆发了。二月十一日,袁文才、王佐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罗克绍正住在茶陵蕉坪他的姘妇家中。罗克绍手下有个三十来人能造枪的兵工厂。袁文才、王佐早就存心把这个兵工厂弄过来。这一回摸得很准。清早五时,在蕉坪把罗克绍抓住了,而且还抓了兵工厂的十七八个工人。押回新城之后,袁文才却给罗克绍松了绑,以酒菜招待。袁文才是想跟罗克绍拉关系,要他去长沙弄钢铁、洋硝这些造枪的原料,使那家兵工厂能造一批新枪,供部队使用。消息飞快传进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朵,说是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本来就跟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昌楷还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条文,早有异心。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楷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楷同志进抵永新城郊”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辑。这样,朱昌楷便带着红五军,在翌日拂晓前包围了袁、王住地。朱昌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正睡在床上,朱昌楷当场用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了枪声,带着警卫员急忙逃跑。他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发现河上浮桥被拆。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他不会游泳,因此淹死在河中。    
    袁、王一死,他们的老部下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王及其老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井冈山的根基,从此动摇!红军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    
    国民党大军反复征“剿”,也未能从井冈山上铲除红军之根。可是,误杀了袁、王,却使井冈山在一九三○年三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在袁、王事件上,非常确切。毛泽东得知袁、王被杀,连连顿足!彭德怀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承认自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彭德怀失去了井冈山根据地,只得率红五军于一九三○年三月重返湘鄂赣边界,在那里另辟根据地。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以及中共高干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几乎没有——错杀袁、王,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朱昌楷在亲手枪杀袁文才之后,翌年八月,他自己也被作为“AB团分子”误杀。毛泽东在袁、王被误杀后,明确提出“杀错了”“要平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又念及袁、王,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且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第二次分手”。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入闽西。毛泽东看中闽西,那是不久前得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他看罢来信,当即提笔复函,告知红四军将向闽西挺进    
    毛泽东率部下了井冈山之后,进入闽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曾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可是,这位男子走到半途,听说红四军已离开那里到江西去了,只得非常遗憾半途而返。此人名叫邓子恢,福建龙岩县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县组织起义。不久,邻县永定县也发生暴动,领导人名叫张鼎丞。邓子恢遂率部与张鼎丞部合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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