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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历史选择了毛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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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2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并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则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被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更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地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可是,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后,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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