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蝗ィ咽窍嗟崩眩胰肥恰按蛔 绷恕Ｋ邮智祷氐穆飞希隗幌嘏擞澹乖獾降腥撕衔А５笔鼻榭鐾蚍治Ｏ眨勒偎担骸暗蔽掖哟逦骺诔宄鋈ズ螅懒姑挥谐宄隼矗臀乙黄鸬闹挥芯涝蔽馓煸觥⒕泄げ砍ふ藻！奔负醭闪斯飧怂玖睢！凹钙ネ宰盼募托欣畹穆硪才苌⒘恕！�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一通折腾，“我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北岳区，农村党组织大部分被敌人摧毁，经不起考验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畏缩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至此，我十分区大清河北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故而，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次“扫荡”是很成功的：“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时任十分区司令员——引者注）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十分区沦为敌占区后，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在大清河北，“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接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的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地，是个人就往里闯，过的什么日子！”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
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多田骏策划的这次针对十分区的大“扫荡”，很明显地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尽量“蚕食”我根据地，将我方的回旋余地压缩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铺天盖地地大干一场，一次解决问题；第三步，安据点，修公路。以武力强迫百姓建立伪组织，捕杀共产党。最终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
冈村宁次对多田骏这一成功的“战果”真是欣赏极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明的这一点。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简直就是多田骏组织的这次“扫荡”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残酷罢了。冈村宁次到任后，除了继承多田骏的一套做法，学习其经验外，还忙于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并为配合日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于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过黄河。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华北日军，仿佛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运转不停。又仿佛一群拥有一只更健壮、阴险的头狼的狼群，活动更频繁，更积极。
…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1）
…
日方文献记载了当时驻扎在冀南且“被110师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
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而我们这方面呢？由于日军“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敌人“点”、“线”已连成一片，成了气候。而我方既无实力打像齐会战斗那样一举歼灭日军700多的硬仗，骚扰、伏击等游击战又未很好组织起来。遂陷入被动。我们被动了，日本人自然得意了。据称，这一所谓“模范大队”管辖区的“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时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日本人行动自如了，我们的人则活动愈来愈困难。1941年11月27日，在冀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政治委员帅容率一个连由路西返回冀中时，在清苑县大李各庄遭到日军110师团步兵163联队所属部队合围，朱占魁战败被俘。
同时被俘的，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冀中根据地建立几年，军分区一级军事首长被敌人活捉，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是由于指挥失误，出了差错。但也表明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如果我们愿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1941年上半年，也即多田骏在任的最后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比1940年有了明显的改进；1941年下半年，也即冈村宁次到任的最初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又较上半年有了显著的改进。或者还是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敌人越来越猖狂了。
话说至此，似乎也应该谈谈1941年形势为之一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自身的原因。上面谈到的两个原因：聂荣臻谈到的“百团大战”问题和彭德怀谈到的冈村宁次的问题，都当属外部的原因，而有没有内部的原因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半年来，冀中的敌我斗争，表现了许多特点，无论我、敌都有着不断的进步。不否认，敌人的进步，还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而我们的进步，还不够快，特别是今后的斗争，愈趋于复杂、曲折、残酷与尖锐，我们不断的进步，有着极严重的意义。谁进步的快，谁就会有更多的胜利，否则便要受到损失。
程子华还说，许多人对敌人大张旗鼓的“扫荡”看得重，对不声不响的“蚕食”却看得轻。岂不知这正是敌人的“新方针”，正是敌人的进步所在。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李健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
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