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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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宗旨,是1920年7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行事、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
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1918年至1921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40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
,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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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
《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13封信,其中毛泽东的有3封。第二集共30封,其中毛的有7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7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狐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
,“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
,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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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
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1921年1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1921年8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
1921年1月,1、2、3号这三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忿的话,如说“要反抗”
,“要征服”
,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近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
五、略有不服善之处。
六、略有虚荣心。
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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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未必的当。
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馀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
兄以为何如?“
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
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1921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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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活动。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荡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
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关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还有其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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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参加,共20多人)
,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5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多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8月初。
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
,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1931年或1936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
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始复信,长400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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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
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多字。
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
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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