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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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
，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
（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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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３１
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
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
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
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
，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
的理论。
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
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
，“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
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
，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
，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
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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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
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
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
，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
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收入《毛选》时修改了）
，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
（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
，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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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９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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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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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A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
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
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３０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大家的要求，概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A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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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３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３０多个决议。
柯庆施提出１５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
，所谓“不知世事”。
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
（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４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
讨论１５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６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
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６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１９５９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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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要生产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