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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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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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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151

    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7月6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

    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

    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

    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

    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

    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

    农轻重安排好。

    农民立家立业重要。

    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

    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1958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

    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7月3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

    ,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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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

    ,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

    7月6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

    (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

    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

    ,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00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

    1958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14%。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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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过湖南)

    ,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

    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7月11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

    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

    ,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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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

    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

    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7月11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

    毛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

    ,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1958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

    (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

    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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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说1958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

    ,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

    (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

    我们又说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

    ;反对“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我将当年第9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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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

    的议论和谋划对策。

    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

    ,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7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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