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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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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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
，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
②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
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
，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
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②参看本书第３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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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
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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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
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
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
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
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
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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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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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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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