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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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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又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周:一直到“文革”后期他出狱之后。我听到他的一些传闻,不久周密来邀我一起去看他。我们到中组部要了一辆车,苏灵扬、周密和我一同乘车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他。半路上苏灵扬突然坚决要我下车,理由是见了去看他的人就很激动,少去一个人对他的刺激就会少一些。周密对她母亲的话还有些不服,争辩了几句。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忽然搞得不愉快。我想可能是要划出一条鲜明的亲与疏的界限。我一句话也没说,就下车独自前往。
    李:还记得当时见到他的情景吗?
    周:见了父亲,彼此没有表现激动,但看得出他是高兴的。他苍老了许多,情绪已经恢复平静,语言障碍已消失。我仿佛在梦中。我把这感觉告诉他,他微笑着重复我的话:“啊,像在做梦,像在做梦。”
    漫谈文革、毛泽东及其他
    李:你前面说他在住院之后你和他接触更多一些。
    周:是的。1983年在医院我连续陪父亲20多个昼夜。他是因夜间摔倒在马桶旁造成肋骨骨折住院的。可能是脑血管问题引起的昏倒。那时,从表面看,他身体还可以,记性好,思维敏捷,不大显衰老,但生活上自理已有困难,洗脚手够不着脚,进出浴缸腿迈不过去,卧床的动作不灵活,挪动身体吃力,常常脚的一小部分还悬在床沿外就不管了。他不主动要我帮助,夜间起床小便从不叫我。我很主动看护,夜间不敢熟睡,他一动我就起床,怕他再摔倒。
    李:这时有机会与你谈许多事情吧?他谈工作吗?
    周:谈得不是很多,因为白天总有人来。谈话的机会有。两人常感到疲倦,他是因为病,我是因为夜间睡眠不足。尽管如此,没有旁人的时候,我们两人总要聊聊,聊到两人感兴趣的事情,好像疲倦就减少了。也偶尔谈一下他的工作。一次他说批异化没有道理。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就简单介绍,说异化现象在社会中和自然界都存在,研究这一现象和有关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促进,都有重要意义。探讨一个问题,总能活跃思想,增长智慧,总会出现片面、错误的观点。片面、错误的观点也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没什么奇怪的,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了不起。其实他心里还是很看重的,也很不高兴。
    李:他谈到“文革”吗,譬如毛泽东、周恩来?
    周:谈得不多。一次他说他出狱后,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主席的万寿无疆与总理的早日康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邓代总理工作抓得好”。总理没有回信。据说总理认为不应把他与主席并提。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去问邓大姐。那时还有陆定一、胡启立、唐明照、唐闻生、陶斯亮等人来看过他,同他们谈过一些“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同陆定一交谈过“文革”前左的错误,认为应该承认和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陆定一脾气犟。“文革”前夕,毛主席把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等人叫到他的卧室,叫他们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并从他们中间推出一人当组长。主席是躺在床上同他们说话的。他们在主席的卧室推选组长。先推的是陆定一,陆不愿意。陆在主席面前毫不掩饰抵触情绪,用三个字表态:“我不干。”口气坚决。主席对他没有说什么。后又推彭真,彭同意了。后来在彭主持下搞了“五·一六通知”,挨了批判。陶斯亮去看他时,他对她说:“在教育子女方面我比你爸爸差得太远了,不怎么管我的子女。”
    李:他怎样谈到毛泽东?
    周:在我的印象中他崇拜毛泽东。我刚来北京时,他给我两本小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发展简史》。50年代他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中说他崇拜毛主席。他同毛主席有过不少直接接触和书信往来。毛主席写给他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抄走。由于中央和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有时他列席中央的高级会议。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向他了解江青的前夫××没有去延安的原因,说如果××想来延安,欢迎来,不要因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有顾虑。在延安有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谈文艺工作时,说写文章应留有余地,给读者留有思考、想象、发挥的余地。毛主席觉得这话说得好,不久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周扬同志说写文章也应留有余地。1975年他刚出狱时,他对“文革”仍持谨慎态度,没有听到过他从整体上否定“文革”的言论。过了9年的囚徒生活,几乎与世隔绝9年,他对“文革”的想法与狱外大众有所不同,他更不清楚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临出狱时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还向江青问好。
    李:后来的情况呢?
    周:我们两人在医院谈到“文革’与毛泽东时,有过如下的对话:
    我:毛主席说你好的时候多还是批评你的时候多?
    他:说我好的时候多些。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也是对我满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的批评我归纳成三条:月.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把这三条说给彭真听,彭真说第二条分量不轻。毛主席对另外一些人,如胡乔木,也有过类似的批评。
    我: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他:毛主席总有这么一种观点:不能安于现状,要主动去发现、认识和解决事物中的主要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党和社会要有活力,要像流水一样纯净不腐,就要不断及时、正确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使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发动“文革”同上述观点有根本的联系。
    我:为什么总结历史经验,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的分析,宜粗不宜细?
    他:你怎么看呢?
    我:我认为应该细。做到细才可能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明辨是非,汲取教训。粗容易,细难。比较正确地认识一个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更多时间。
    他:嗯,你这样说当然也对,你说的是一般的道理。像解决“文革”这样的大问题,考虑的因素很多,情况复杂。
    我: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考虑、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会有私心作怪的时候,或者由于心理上性格上的缺点而犯错误?“文革”中硬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里通外国、反党,把他们整死。毛泽东对刘和彭肯定是很了解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稍停)斯大林去世不久,有人说斯大林有个“晚年问题”。针对这一情况,胡乔木做过一个长篇发言,论证斯大林没有“晚年问题”。
    我:“文革’冲怎么批你的时间很长,次数很多?
    他:这不奇怪,少奇同志和他下面好大一批人都挨批斗。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文革”前我对她并不反感,觉得她有点聪明,模仿毛主席的字体还有点像。她同毛主席结婚时,我因事没有前去祝贺。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文革”中批评我并不是很好批的,因为我写的东西不少是经毛主席审阅、批改、同意的。
    李:我听说陈伯达出狱之后还去看过你父亲,是吗?
    周:是的。父亲“文革”前和陈伯达常有来往,他说他没有想到陈在“文革”中会有那样的表演。陈出狱后要求见他。经有关部门同意,陈去安儿胡同看他。同陈会见时有公安部的人在场。陈写了关于《红楼梦》及《儒林外史》(?)的文章,想用新的笔名发表。两个刊物的编辑对陈文不感兴趣,但当他们知道是陈伯达的作品时又想刊登。最后文章发表在一个不大的刊物上。
    李:你知道他和贺敬之的关系如何?
    周:他对我说过,他曾在贺敬之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会上说:有人说贺敬之上台是“死了一个诗人,多了一个官僚”。当时,贺敬之在场,他估计贺听了不一定高兴。由此他想到周立波。他说过去人家说他没有让周立波做官是为了保护周立波搞创作,其实他只是考虑到立波确实不是做官的料。有些天贺敬之也住在北京医院,同他隔壁。贺问他,“文革”前他的长篇报告中常提到许多作品,怎么看得过来。贺回忆延安整风审干时,有些人被搞错了。贺说一部分人认为周扬“文革”前一贯整别人,但又同情被整的人。听了这话,他沉默无语。
    妻子和童年
    李:这时谈你母亲吗?
    周:他主动同我谈到母亲。说她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文革”以前有两次他也用这几个词对我说过母亲。1929年,他的表弟刘宜生、同乡同族周立波、同学林柏森、同乡赖利贞等人都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我母亲供给,这都是母亲用金首饰换来的钱。母亲乐意帮助他们。过了一段时间,这几位亲友同他产生了意见分歧。刘、林、赖认为干革命太冒险,力劝他一同返回故里过平安生活,他坚决不同意。表叔刘宜生悄悄把抽屉里母亲的金首饰全部拿走,一个星期不见他人影,用断财源的办法逼他回老家。一个星期后,刘才露面,把金首饰放回原处。周立波则批评他不敢实干。情感冲动、急于革命的周立波常常不顾一切,身上常带着匕首,要跟外国兵拼命,要搞罢工罢课,因而被监禁了两年多。“文革”以后周立波回忆这段经历时对我说:“我关在监狱里时,你爸爸还去看过我,临别时他落泪,还很激动呢。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那算得什么,‘文革’中我关了八、九年,比那厉害多了,不也过来了。”当年在上海的这几位年轻人之间的分歧、争论,对母亲没有影响,她依然和气,热情地对待他们。可能是她的天性使她不容易对人产生反感。表叔等人也劝母亲一起回益阳,母亲看到父亲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不愿意和父亲分开,她也没有他们那种又想革命又怕危险的心理。
    李:我听你哥哥艾若说,你父亲和你讲了不少他小时候的事情。
    周: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夜里躺在床上见到蚊帐顶上窗户上都有鬼,这种幻觉延续好几年,到十一二岁还有。家里人认为他被鬼包围,把他关在屋里,不让他出屋。莲庄湾周家大屋内有堂屋、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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