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远东狂人-第4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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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世界，因为经济的竞争而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磺胺风波”只不过是各国经济战的一个缩影罢了。
“日本政府如此肆无忌惮，中枢还是应当谨慎对待。”刘庆恩提醒了一句。
“对于日本政府的举动，中枢一直高度警惕，不过目前来讲，日本政府应该还不会挺而走险，只要朝鲜的反日游击队还在活跃，日本政府就不可能下定决心大举出兵中国。现在我们所要警惕的，其实是日本军部，自从朝鲜反日运动爆发之后，日本军部利用围剿游击队的机会大大的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可以左右日本政府的决策，日本政客或许是清醒的，但是日本军人未必能看清楚国际局势，再加上日本明治天皇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一旦这个强势人物死去，日本政局会向何处发展，确实不好说，所以，如果日本军部背着日本政府采取什么单方面行动的话，我倒是不觉得奇怪。”
赵北这话却也不是危言耸听，凡事有利必有弊，他所策划的那场朝鲜反日运动固然拖住了日本后腿，保证了中国这两年的平稳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军部也借此机会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就在去年，日本军部策划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联合起国会里的反对派，将对华立场“软弱”的首相西园寺公望赶下了台，下台不到半年的桂太郎又重新出任首相，组织了桂太郎内阁，取得了军部强力支持的桂太郎内阁在对华交涉问题上迅速强硬起来，所以，就连赵北也不能肯定的说中国不会与日本在这个时候爆发战争。
历史，已因赵北的干扰而变得面目全非了，那只蝴蝶的翅膀确实已引起了一场风暴，它什么时候会袭击过来，谁也不清楚。
所以，眼下赵北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财政部起诉日本政府，而是如何善后朝鲜半岛的乱局，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半岛的局势牵动着许多国家政治家的心，而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也只有这位民国的大总统了。
第495章 特别调查员（上）
阳春时节，江南已是鸟语花香，但是这塞外苦寒之地却依然看不到多少春天的气息，虽然冰雪确实已消融了，但是这身上的棉袄却也是早晚必备的装备，也只有正午的时候才敢脱去。
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在站台上缓缓停了车，车厢里的乘客们迫不及待的拖着行李，向车门那边走去。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吴禄贞也带着几名随从扛着大包小包，跟着前头的乘客向车厢门口靠了过去，与乘客们一样，此时的吴禄贞已看不出军人的气质，一身笔挺的洋装，头戴黑色小礼帽，手里提着只公文包，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一看就是出过洋留过学的新式文人，至于他的那几名随员，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打扮。
作为中枢政府正式任命的“东三省边务总办”，吴禄贞五天前就从关内赶到了沈阳，昨天从沈阳上车，沿着这条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赶往哈尔滨，本来昨天就应该抵达目的地的，但是由于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的一次越界军事演习，导致火车晚点，结果直到今天中午才赶到哈尔滨。
当然，此次赶来哈尔滨，吴禄贞并不是以“东三省边务总办”的身份过来的，他是以“中华防疫委员会”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赶到哈尔滨的，“特别调查员”，这是一个掩护，毕竟，现在的哈尔滨是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在目前这种国际局势之下，吴总办确实不宜在哈尔滨公开露面，现在中枢的外交战略是“联俄拒日”，沙皇俄国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现在还是值得“团结”的，日本才是最危险的邻居。
所谓“中华防疫委员会”，表面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团体，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由民国政府官员充任，而且也得到了民国财政部的拨款支持，所以，这个民间团体带有很强烈的官方色彩。
“中华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11年年底，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组织，除了民国总统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之外，其成立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那场爆发于一年半之前的瘟疫。
1910年末至1911年初，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引起瘟疫的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准确的讲，是肺鼠疫。疫情最先发现于东三省北部俄国控制区，俄国迅速采取措施将病人隔离，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驱赶到东三省南部地区，也正因此，疫情迅速向整个东三省地区蔓延，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赵北以他那一贯的雷厉风行迅速制订出了应对措施，在总统的亲自策划下，一个防疫委员会迅速成立，并任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归国华侨伍连德先生为该防疫委员会委员长，由伍连德先生亲自点将，将国内最为优秀的防疫专家与医学专家集中起来，冒着巨大风险亲往疫区控制疫情。
当时的国际医学界主流观点是鼠疫只通过跳蚤传播，可是伍连德先生在经过仔细分析病菌样本以及救治病人之后，却发现传播病菌的不是跳蚤，而是病人呼出的带菌空气，这是“肺鼠疫”，但是伍连德先生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只有总统先生给了他绝对的信任与支持，正是在总统先生的全力支持之下，伍连德先生才得以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最终在两个月之内完全控制住了疫情，次年开春之后，这场瘟疫就基本结束了。
也正是由于在此次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伍连德先生和他的防疫团队受到了国人乃至世界医学界的重视与推崇，因此，这场瘟疫过去之后，防疫委员会没有解散，而是继续在东三省开展工作，直到去年底正式改组为“中华防疫委员会”，与内政部辖下的卫生防疫司一起主持全国卫生防疫工作。
虽然东三省地区的疫情结束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考虑到当地信息的闭塞，以及东蒙草原疫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无论是民国的中枢政府还是俄国、日本殖民当局，都对防疫委员会派人到各地巡查的举动非常欢迎，毕竟，在病菌眼里，人类都是一样的，不分种族，不分国家，卫生防疫绝不仅仅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种现状方便了吴禄贞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也取得了防疫委员会的支持，他的那个“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证明就是伍连德委员长亲自签发的，含金量十足，为了不露马脚，吴禄贞甚至专门弄来几本医学书籍，给自己充了充电，而且，他的一名随员的皮箱里还装着一架显微镜。
当然，这些都只是作为身份的掩护而已，吴禄贞毕竟是一名军人，他的职业是研究如何打仗杀人，这救死扶伤的工作却与他的本职工作相去甚远。
此次到哈尔滨，吴禄贞的真正目的是来实地考察一下北满地区朝鲜反日侨民的斗志的，以便为中枢的下一步战略实施出谋划策。
自从两年前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的反日起义以来，东三省地区就成为了那些反日游击队最可靠的后勤物资通道，民国军事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过来的日造、俄造步枪与子弹就是从东三省地区运到朝鲜半岛北部的，而这其中，又以“北满通道”最为重要，因为这里是俄国的势力范围，铁路都掌握在俄国人手里，所以，日本政府和军部不可能控制住军火的大规模走私，虽然日本政府也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俄国方面提出合作请求，但是对于在日俄战争中吃了大败仗的俄国来讲，只要朝鲜人的反日独立斗争不会影响到俄国对北满地区的统治，那么，俄国政府倒是不介意将日本政府的主要注意力转回朝鲜半岛去，这有利于俄国在东三省地区以及蒙古地区加强影响力。
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朝鲜爱国团体和组织选择在东三省北部俄控区建立联络站，一些原本活动于东三省南部日控区的朝鲜反日团体也将基地搬到了北满地区，如此一来，在哈尔滨地区形成了许多朝鲜侨民聚居区，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遵守俄国的殖民秩序，因此，俄国殖民当局对于这些朝鲜侨民的存在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这些朝鲜侨民里，很难说谁是反日的游击队员，谁又只是为了逃离战乱的祖国而避居国外的普通百姓。
吴禄贞此次赶来哈尔滨，就是为了与这些朝鲜侨民接触。
下了火车，在那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里等了不长时间，一名商人打扮的汉子就走到吴禄贞等人跟前，看了几眼众人提着的行李，很客气的问了他们一句。
“几位，可是防疫委员会派来的特别调查员？敢问谁是带队的？如何称呼？”商人一口山东腔。
“是的，我们正是防疫委员会派来的特别调查员，鄙姓吴，是领队，你叫我吴先生就行了。”
吴禄贞急忙走上两步，与那商人握了握手，趁着这个机会，两人的手指都在不经意间做了几个动作，算是接上了头。
“原来是吴先生。在下张宗昌，四海贸易公司的买办，诸位在哈尔滨逗留期间，这食宿就由四海贸易公司承办。马车已在火车站外头等着，几位随我来。”
说完，这商人领着吴禄贞等人离开了火车站，在车站外头上了一辆打着徽记的四轮马车，几人上了车后，马车便启动了，向哈尔滨市中心驶去。
在马车里，那“商人”张宗昌拿出几根精制的纸烟，递给吴禄贞和他的那几名随员，并替几人点着了火。
吴禄贞端详着这个“商人”，问道：“张先生，我刚才见你打手势的动作很是利索，想必早年也是跑江湖的吧？”
“吴先生客气了，在下当不起这‘先生’二字，在下草字效坤。吴先生眼光不错，在下当年确实在绿林里混过，后来又跑去海参崴混了段日子，这江湖规矩倒是懂得一些，还会说几句俄国话。”张宗昌说道。
吴禄贞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虽然不是军情局的人，但是他也清楚，经过这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军情局已在东三省地区建立了许多情报站和联络点，哈尔滨作为北满地区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军情局在这里建立了“北满情报站”，负责人代号“铁桥”，而这眼前的张宗昌显然就是“铁桥”的手下。
至于“北满情报站”的细节，吴禄贞却是完全不清楚了，他甚至不知道这“四海贸易公司”是否就是情报站的一个联络点，不过现在他倒不操心这事，如果说在南满地区还必须提防日本人的话，那么，这北满地区就不必风声鹤唳了，现在的中俄两国，这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条连接内外蒙古的铁路就是两国“友谊”的象征，虽然那条铁路还没有完工。
马车不紧不慢的走了十多分钟，然后停了下来，张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