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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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敬一，中国名高敬一，也是满铁职员子弟，比李香兰年龄要大一些，从小和李香兰的交往就很密切，关于两人的关系，满铁内部颇有些人了解，亦有说曾经有过婚嫁之约。只是后来李香兰的地位日高，而高木却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因此没能进一步发展。
据说是甘粕正彦从中干预，起到了一定作用。甘粕是宪兵军官出身，在东京供职期间，就因为曾经残忍虐杀左翼人士受到过舆论的谴责，满映上下对他都是畏若虎狼，他出面干预，李香兰自然不敢继续和高木交往。
高木的所谓“危险分子”罪名，源于他从事日本满洲开拓团调查员期间，反对日本政府巧取豪夺当地中国人的土地。他和李香兰的父亲关系较好，李香兰的父亲也是比较亲华的，并因此失去了满铁中的优越职位，只能作中文教师。所谓“开拓团”，就是日本将无地和少地的日本贫民，运送到中国东北，开垦农场，形成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民族基础。按照日本政府的所谓政策，这种开拓团的土地要利用荒地开垦，或者从中国人手中按价赎买。高木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上开拓团所作的就是把当地的中国人赶走，抢占其土地而已。这样的行为，连身为日本人的高木也不能接受，因此在报告中加以披露。
高木的上级严令其将这部分内容删除，因为开拓团的时间要求很紧，强占中国人的土地是最“便利快捷”的做法。高木拒绝，于是成为了“危险分子”。
1944年，李香兰参加满映与上海文化汉奸合拍歪曲林则徐事迹的电影《万世流芳》，自觉用中国人的名字做演员的生活虚伪而心力交瘁，决心退出满映，她当时曾经写信给高木，希望到东北后和高木见面。
但是此时高木已经死了，所以两人再没能见面。
高木的死，满铁的旧人回忆，是当地警察的一次“误会”。因为高木一次出门，身穿中国式的长衫，却按照日本居留民的习惯携带手枪作为自卫武器，途中遇到的日本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误认为他是中国的游击队员，就把他打死了。
（五）法庭的歌声
战后的李香兰，受到了中国法庭的审判，由于她本人属于日本人，而且认为没有个人罪行，法庭宣判她释放。
由于中国民众对李香兰扮演的一系列美化和献媚日本人的银幕形象深恶痛绝，当时法庭大哗，纷纷要求重新审理。
这时，李香兰在法庭开始唱歌，唱的是她一贯流行的歌曲，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向中国听审的群众鞠躬致歉。法庭上的中国人最终为她所感动，同意饶恕放她回国。想想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善良，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以寻找的了。
回到日本的李香兰恢复了自己的日本姓氏，后来继续演过一些电影，并且参政，后来做到参议员，官房次官。在李香兰此后的生涯里，她始终不变的表达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并期望中日能够友好。
1972年，周恩来和田中角荣握手，中日重新建交的时刻，李香兰以泪洗面，道：“本当に嬉しかった日です。あの日こそ『わが生涯最良の時』だった。”（译文：真是让人快乐的一天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啊。）
2005年，她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这也是她至今为止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
我们的确不知道李香兰对中国和日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然而，也许真的如一些评论所说，她，是一个被命运翻弄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普通女性而已。
“土匪” 老关
早年，我的两个姑姑在黑龙江萝北县莲花泡子插队，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却见过一个从那儿来的“土匪”。
老关是知青点的编外人员，形象憨厚，个子矮锉，双手平时喜欢塞在袖子里，小眯缝眼，好斜眼看人。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就借宿在我们家。听见家里大人说，这老关人挺好，就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姑姑捎信提到过这事儿，让大伙儿别奇怪，他就这毛病。
这样对老关很好奇。有一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园，老关看见了，眯缝着眼睛说——别出去了，今天下午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报纸，天气预报上什么都没有，于是说出去看看，不行再回来。
老关两腮皱出两条很长的纹路来，不再说话。
中午到公园，开始起风，忽然乌云四合，一点钟，大雨倾盆而下。那一次我们只好在中山公园卖冬菜包的饭馆躲了俩多钟头。这事儿被我也在那儿当知青的姑夫知道，随口道：“老关啊，他会看天。”
以后谈到诸葛亮呼风唤雨，老萨就忍不住想起老关来。
老关其实跟诸葛亮一点儿都不像。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月挣六十多块，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一块五一斤的地瓜烧三十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每个月吃七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炖炖吃的就满香。
老关的正式工作是看场院，零下三四十度，别人形容撒尿得拿棍子随尿随敲，他呢，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
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萝北在中苏边境上，一班子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地，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有时候还有演习。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
知青们偷偷说，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这人，邪。
有一次，正趴着，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惊惶中有人发现，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
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呢？！
武装部的干部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站起一只豹子来。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往前走，倒腾了不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团部说什么抗联？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说过他是土匪啊！
可是忽然就有人来外调，听那意思是让老关证明一个大干部的历史问题。我那姑夫是保卫干事，旁听。历史问题如何已经不记得了，就记得老关说，抗联的战士，好多不是战死的，是冻死的。
（图注：不屈的证明——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的密营，一旁，日军讨伐队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他们难免奇怪这些中国人如何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鬼子飞机在上头飞，不能点火，你一有烟讨伐队就跟上来。没子弹了，打不起。”
“快冻死的时候，会觉着特别热，就开始扒衣裳，抱树，嘴里嚷嚷热，那个时候，怎么地都没救了。”
“一个连十六个，死剩我一个。走到蘑菇头，有老乡给我一口袋生高粱米，告诉我军长死了。”
“我把枪埋了，往大林子里头走。”
“就在林子里搭个马架子，那口袋高粱米吃了一冬。”
“我种地，自己种自己吃。有人来我就往深山里走，越走越深。军长说了，打死不能当叛徒。”
“我问他们，今年是哪年啊。他们说，1947年啦。我说鬼子走了吗？他们说鬼子都投降两年了啊我的老哥，我的老哥啊。说完了他们抱着我，那个哭哦。”
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一夜未眠，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
老关说的，应该是真的，他当过通信员，认识于天放。早年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于天放视察农场，他一个敬礼就让于天放认了出来。那一天，看场院的老关和原来的抗联六支队政委愣是谈了半宿，酒瓶子喝空了又去打。第二天，于天放走的时候，老关没出来送，听说，是让他跟着走，老关不干。
第二天，外调的人走的时候，红着眼睛的姑夫试着问：“你不是抗联吗？干吗跟人家说你是土匪？”
老关半晌不说话，板了脸转过身去，看着天说：“我没当叛徒，可我怕死，我把枪埋了。抗联没我这一号。军长说了，怕死不当抗联。”
姑夫说，他没敢看老关的脸。
刚进上世纪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去弄清。
老关是脑出血，刚刚六旬，人说是喝死的。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白饶的了。
老关说的军长，大号汪雅臣，报号“双龙”，1941年战死在五常县。老关在林子里，种了六年的地。
东北沦陷十四年，老关没当过一天的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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