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3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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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章，张佩纶整整推敲了一个时辰，方始觉得惬意。言内有退步，言外有余哀，“先发”的“奇谋秘策”，明明是朝廷不准，却绝不归怨于朝廷，反而说将士“憔悴可怜”，不忍督责，而“英美来船”又成掣肘，无形中为朝廷不准先发的失策作开脱，当然也是为保全和局的李鸿章作开脱。然则一切的一切，自都心照不宣了。
接下来是叙开战前的情形：
“当六月下旬，英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屡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宕，臣亦知其谲诈，无如与国牵掣何？”
这是再一次提醒，非不可先发致胜，无奈英美兵舰成为投鼠欲忌之器。而提到英美调处，特为指明何如璋与“督臣”何璟，是暗中声明，他不曾与洋人有往来，不负贻误和局的责任。
然后就要谈开战当日的情况。这一段最难着笔，他只有含混而言：
“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屡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比潮平，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
这一段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根本未曾“升山巅观战”，所以所叙的战况，多为耳食之言。而既升山巅，又如何下了山，就不交代了。在说明损失以后，紧接着便抒感想：
“此次法人谲诈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复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表示形禁声格，既非朝廷调度无方，亦非将士不能用命，从上到下，没有人该负战败的责任，当然他亦不任咎戾。但这层意思，只能暗在内，在表面上，他必须自陈无状。
就是自陈罪状，也必得有一番怨艾之意，来占住身分，他说：“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法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
“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
“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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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腚，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