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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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到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所以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惟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员，报上自己的候补官身份，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有个堂侄在朝中任职。
你侄子是谁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紧不慢地报出了官职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书宋璟。
主管官员吓坏了，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于是吏部赶紧一边给他物色肥缺，一边上报宋璟。
宋璟闻报，马上给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长期住在洛阳，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辞。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由于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0。8寸，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份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