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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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以有意无意的方式提出这一标准，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在为领导着想。因为虽然到了西天，但唐僧在取经过程中的贡献实在有限，表现也不抢眼。如果非要提拔唐僧也无不可，毕竟如来的地位和威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做法总归不好。现在好了，有了八十一难这个旗号，唐僧的成佛也就顺理成章了，按现在话说：看来还是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一定的“人事规定”来办事的，并没有因为他是如来的弟子就放松要求嘛。当然了，也不能因为是自己人就卡着不让上，让他吃亏，该提拔的还是要大胆地提拔，要放手让他们去闯。
为了进一步增强这一人事理论的说服力，观音一点也不马虎，本来八十难、八十一难，旁人看来差不多，多一个少一个能有多大的区别。观音说不行，缺的这一难一定得补上，她就要较这个真。她越较真，对唐僧的提拔就越有利。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标准，就一定要让唐僧达到。这个意义在哪儿？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设唐僧经过了七十九难或者八十难到了西天，这就事情本身来说，与八十一难区别不大，此时如来封唐僧为佛，别人会怎么想，肯定认为这佛不佛的，原来都是如来一个人说了算。但现在就不同了，由于“佛门中九九归真”，就有了一条大家可以遵循的客观标准，避免了诉诸最高权力者的专断意志，大家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如果有人经历了四十难、五十难或者六十难而没有成佛，就不必把自己的情况拿出来说事了。
有了八十一难的提法，就让人感觉这件事是有“定数”的，不去轻易怀疑其合理性。可以说，八十一这个数本身没有必然性，但是，现在社会把价值赋予了这个数字，那么它就变得有意义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使用这个标准解决了一些人事安排上的纠纷，这个数字就会越来越有意义。有时候，数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可以通过仪式、宣传等方式来让它有意义，使一些数字比另一些数字更有意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之丧”，就是这么形成的。又如，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前，先沐浴、斋戒、筑坛，弄得神秘一点，您还别说，这么折腾一下就是比直接任命效果要好得多，好像是注入了一点什么神秘的力量，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现在人们再看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任命那么简单了，这萧何还真是挺会出主意的，有观音的做法那么一点意思。
八十一难的玄机（4）
这与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做法大体上是一个道理。要说给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次，真是一个令人伤透脑筋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本领、资历、出身、学历、人缘、功劳、社会关系等等方面，怎么也摆不平，总会有人不满意。特别让人顾虑的是，不要因为排座次的问题，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影响了梁山泊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兹事体大，又不能不办，真是难哪。
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提议建一罗天大醮，也就是要办一个大道场。以入云龙公孙胜为首，另外请四十八名道士为辅，施起了法术，说是要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没想到，他们的心意还真让上天知道了。第七天三更，正当众人连续七天工作已经有点疲惫，三更时分更是昏昏欲睡之时，天上一声响，天门大开，从中卷出一块火来（估计是放的一团烟火），直钻入正南地下。宋江等人按上天“指示”，在那里挖不到三尺深浅，就挖出一块石碣来，“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众人正在为难之际，请来的道士中有个叫何玄通的开口说话了：“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这真是奇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何道士，家里竟有一部“天书字典”，而且何道士对字典背得很熟，也不用在翻译的时候一边查字典，直接就都翻译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天书给“译”出来了，那里面当然就是一百零八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最后排名。宋江立即声明：“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对于何道士做出的突出贡献，宋江很高兴，“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让他回家享福去了。李卓吾老先生认为，这个碑文，实际上是萧让书写、金大坚雕刻的，而背后出主意的则是吴用，施法术的是公孙胜。
虽然说办这个罗天大醮花了不少钱，但这钱确实花得值！不仅解决了一百多人排位次这个历来的老大难问题，还论证了梁山活动的合法性，表明梁山行动是顺应天意的。这个石碑事件传出去，对梁山附近的民心将有极大的影响。其次，对宋江的寨主地位再也没有什么争议和杂音了，关于寨主身份方面的问题是不会再有人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宋江的政治纲领“替天行道”、“忠义双全”也被刻在石碑的两侧，从此，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做起来就方便多了，政策也更容易贯彻了。
八十一难的作用，与这个石碑基本相似，细节上虽有出入，从宏观上说是一个道理。有了这个“九九归真”与“八十一难”，唐僧的成佛似乎就成了天意、有了某种客观性，而不再是高层某官个人安排的结果了。你要说观音菩萨有私心的话，观音还不高兴了：你没看到吗，唐僧、悟空最后的职务都在我之上，我容易吗？我。
这时，如果还有哪位神佛想要追究唐僧的八十一难中有没有水分，就有点太不识时务了，只能用政治上非常不成熟来形容他。八十一难中确实有不少不是唐僧本人亲历，不过他作为取经队伍的“领导”，按照官场规则，路上的一切苦难都算在他头上，也是理所当然。这总比把一切功劳都算在他头上要好吧。他又不是和手下比谁的功劳大，不过是要比谁吃的苦多，这还不行吗？还有人非要挑毛病吗？
现在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反过来说，唐僧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赢了。对于他来说，怎么跑都无所谓，反正他什么时候到达终点，比赛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是宣布他获胜和举行颁奖仪式。唐僧是一个幸运的和尚，因为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已经确定了，是光明的。对于取经行动的性质，五庄观的镇元大仙早就看明白了，所以他提前知道唐僧要来，即使本人不在，也吩咐手下人打两个人参果送给唐僧吃（一给就是两个呢）。清风、明月颇不理解，说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凭什么给那和尚吃。大仙心说：你们哪里知道，这可是标准的“潜力股”。后来他本人也是非要送唐僧人参果吃，不吃还不行，要知道，那可是九千年才成熟三十个的呀。没有一点目的，二人交情又不深，这人参果难道是白给的？镇元大仙做的可是一笔长线“投资”啊。
作者简介：
周方银，1971年生，湖北仙桃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学术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编辑。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年），《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等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