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天,女儿放学后神情忧郁地问我,爸爸,你说假如有一个人要上北京,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他应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有土路、有沙石路、有高速公路,他应该选择哪条路?我说,那要看这个人的经济实力了。她说,坐飞机和坐火车、坐汽车票价一样,走高速公路和走土路、沙石路收费一样。我说,那当然要坐飞机和走高速公路了,既然少了旅途的辛苦,又节省了不少时间。可是,女儿神情更加忧郁地说,一道貌岸然数学题明明五步可以解完,老师为什么偏偏让我们解七步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女儿又在跟我玩智力测验呢。听了后面这句话我觉得不对劲了,就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女儿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又把那张卷子递给了我,她还很有心计地将“标准解法”附在了旁边。目的是让我比较一下,给她当个裁判,讨个公道。...
第一章 HO!敢惹我! “HO,彩琳,my love,我的小甜心,这是我第一百零一次送你回家,在我们相遇的一个月零七天又五个小时里,我深刻地感到我的心一直以太阳般的热度在燃烧。而导火索,就是你——金彩琳!你的美貌、智慧,已经把我深深地俘虏了,我就是你裙下的骑士,就是你星光下的粉丝,亲爱的彩琳,my达令,请接受我这颗炽热的心吧!” 恶心!太恶心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动物!看着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生,我忽然有种呕吐的冲动。哎,都怪中午吃得太多了,再看看眼前的这位,他可是稻川高校的鼎鼎有名的裴欧裴大少爷啊,不知道有多少无知少女拜倒在他的相貌和金钱上。而现在,我们的裴大少爷居然主动向我求爱。呼呼,小佩服自己一下。...
据说海啸发生之前,大部分动物已经本能地测知并纷纷逃走。当30英尺高的海浪卷到岸边,许多人从没见过这么雄伟华丽的浪涛,竟好奇地奔向沙滩观赏。我们的斯里兰卡司机说,灾难发生时,人类只是让情况更加恶化。 2004年12月26日早晨我们 曾计划搭乘火车前往斯里兰卡南方的海边城镇高乐。这列火车每天7点从首都科伦坡出发, 紧贴着蔚蓝海岸线奔驰 , 每每到了涨潮时分 ,惰懒海水甚至会爬过海岸线,微微淹过火车急驰的轨道,在旅客的度假心绪里简直浪漫不过。临时发懒,我们决定改租车子走公路。一念之间。那列火车後来被海浪卷出了轨道,于海水中翻覆,火车上近千乘客无一生还。 十点多, 快到高乐, 一波波人潮如同战争难民般张皇失措朝我们的方向涌来。我们仍继续往 前。直到一名警察拦住我们 , 因为前方的桥梁已断。车辆、人群 , 乱成一团。没有人晓得自己 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要逃。...
我们这栋公寓大楼的居民,虽是各扫门前雪,相互不来往,但每当在楼道里或是院子里相遇时,彼此却是笑脸相迎,热情哈罗。惟有三单元的犹太老人费佛伯格与众不同。和他碰面时,若不先展露国际语言微笑,不主动哈罗,他会如同影子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摇晃而过。倘若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的一声哈罗,也是颇为艰难地从翕动的嘴唇里飘出来。他一向独来独往,如同契柯夫笔下的套中人别利科夫。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套中人竟会有一天登门造访。 生财之道 我望着站在门外的费佛伯格先生,惊讶万分,痴呆呆地失去了语言功能。 “哈罗,史蒂文!可以进来吗?” “当然,请进,费佛伯格先生!”我从僵硬的状态清醒过来,热情地将犹太老人迎进屋。...
我家兄弟俩,我是小儿子,可母亲疼的偏偏是哥哥。哥哥大我一岁,两岁时患了一场病,那时,我们家刚从广西迁到重庆,父母都很忙,把哥的病耽搁了,哥就成了个瘸子,走路一跛一拐的。 记忆中,母亲从小就偏爱哥哥,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执”哥哥的旧衣服穿。过年时,母亲到供销社扯上几尺布,给哥哥做新衣,每次都没我分。有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哭个没完,冲着母亲喊:“他一个瘸子,能穿出什么样来,还净给他买新的。”母亲一听,像被马蜂蛰了般,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凶了,倒是哥哥过来哄我:“别哭了,衣服做好了,先给你穿行么?” 哥哥为人老实,在村里人缘好,却一直成不了家,谁愿把姑娘嫁给一个瘸子呢?父母只有干着急。...
居住于南京的作家叶兆言,其实是个很没故事的人。他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更没有丁点绯闻去让媒体炒作。作为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叶圣陶开始,就形成了对人对物一向低调的家风,生怕坏了自己的清名。对于爷爷和父亲,叶兆言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敬畏情节”,留下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但面对渐渐长大的女儿,身为父亲的他,又常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爱恨交织的感情之中。一方面,他一直用自以为是的“理论”管教女儿;另一方面,女儿则在潜意识里与父亲进行着多方面的抗争。直到有一天,看过女儿临出国前交给自己的日记本,叶兆言在震惊之余开始反省自己的父亲角色。 女儿写给父母的心灵日记 2000年8月,16岁的叶子作为金陵中学参加AFS国际交流的学生,要去美国读一年书。临出国的前一个月里,叶兆言夫妇总被一种紧张的情绪包裹着,今日想要买些啥,明日又盘算着还得备些什么东西,可女儿呢,整天像个没事人似的,喊她干什...
(沙奎尔.奥尼尔是美国湖人队前中锋,身高2.16米,外号“大鲨鱼”) 我记得,那时我刚刚升入中学,正是把友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年纪。可偏偏我长得太引人注目了:我的个子太高了,要比身边所有的同龄人都高得多。身高常常让我备感孤独,毕竟,有谁愿意一直仰着头和朋友说话呢!为了不让同学们过于注意我的高个子,甚至为了不让有些人取笑我是“傻大个”,我加入了罗克斯的小帮派。我们的目标与乐趣就是尽可能地给队伍以外的所有人都安上又损又搞笑的绰号。 为了能在队伍中显得“出色”,我甚至给别人起过一些侮辱性的绰号。起初,那些同学仰起脸来狠狠瞪我的目光就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但在死党们的吹捧和赞扬下,我也就渐渐麻木甚至洋洋得意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当面侮辱了班吉明。这个小个子男生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冷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我听见他轻轻地对我说:“因为鄙视,我懒得抬头。”我恼羞成怒地转过身去咒骂...
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年,女孩刚上大学,她住在有六个人的宿舍。另外五个女孩家里的条件都非常好,而女孩家里很穷。她的穿着非常朴素,人长得瘦小而且有点儿黑,除了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女孩跟打扮漂亮的舍友比起来,就像是天鹅群里的丑小鸭。 正因为这样,女孩很自卑,脸上总是挂着忧郁的神情。她尽管努力,但成绩平平。 女孩的舍友陆续地过生日,她们在高档的卡拉 OK厅或充满浪漫情调的酒吧开生日Party。女孩参加Party的时候,总是坐在角落,默默地看着鲜花、礼物和祝福一齐拥向幸福的寿星。 而女孩的生日总是被人忘记,因为她自己也常常遗忘了它。女孩偶尔也会有想起的时候,她不奢望开一个生日 Party,但她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忽然记起了她的生日,送给她一张贺卡,对她说“生日快乐”,女孩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从没有一个人为她这样做。有一次,她的生日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她的舍友忽然想起,问她:“...
刚从医大毕业的时候,我怀着拯救天下苍生的理想,希望所有的人都远离痛苦。工作半年后,我收了一个老年病人,他笑的时候,就像三毛说的,“脸上哗地开了好大一朵花。”医护人员大多很喜欢他,然而我心里藏着隐忧,他得的是肝癌,肝癌啊。 那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和其他的医生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看着他努力地微笑,我几乎要掉泪了,他对我说:“别难过孩子,我知道我是真的不行了。”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震撼着。你试过一个生命在你手中悄然远逝吗?你不是要拯救天下苍生吗?当他永远地闭上眼睛,我竟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生命是如此不可把握,而我的力量竟然是那样渺小,渺小得让我无法正视。...
她的名字叫凡玛朵,大家叫她麻烦多。我叫她凡玛,省事。教她可是心分八瓣也不够使的。一个女孩子既不漂亮,又不文静。不漂亮也罢,爹妈给的。安稳点儿总可以吧,不,她几乎一刻也不停地给你制造麻烦。 她的调查表写着父亲是意大利籍,母亲是美国籍。住意大利,又在美国上学。得!无拘无束加傲气,她都有。你和她谈话,她用两个鼻孔对着你。头总是高昂着。她的鼻子翘翘着,周围像撒了茶叶末一样,长了一层小雀班。脸上的每一个部位,连那个小雀斑仿佛都在宣布:“不屑一听”,要不就是“嗤之以鼻”。她个子不高,却叫你永远感觉她在君临天下。 上课,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着装整齐。她穿一双50年代的木呱嗒板来了。坐下吧,还不。她“呱嗒呱嗒”走到大家眼前,抬起脚说明:“看,比荷兰的木鞋科学。脚自由。”是呀!我小时也穿过,倒没注意它的宝贵。新鲜的视角!当然不能批评她啦。只是弄不清她从哪淘换来的?...
我只比表弟小强大六岁,但想法却天差地别——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他却认为缺乏逻辑。那天,看到一则有关失学儿童的报道,我眼泪汪汪地建议“要不然我们捐300元”,话音刚落便遭到小强的嘲笑,他还说出一番道理:“第一,这类事情,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障部门责无旁贷,怎能频繁以号召募捐的方式嫁接到个体身上去?第二,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瞠目结舌,差点没晕过去:“好处?助人为乐属于人格完善的范畴:助人者,善良也;不助人者,冷漠也。帮助别人又不是投资,居然还指望回报?这么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你接受的教育全失败了!” 学经济的小强反驳我说:“不,愿不愿意助人跟‘人格’什么的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话题,表明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了一张表,题目是“助人的支出”:...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但中国的现实是,几乎很少有人把道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也几乎不会有人因为良心的声音而站出来承担责任. 道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没有人这样说过。当你做下一件不利于他人的事情时,你应当对受到影响的人说声“对不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受过的教育。只是,社会有时具有一种抹消教育成果的效应,当一个人渐渐不再年少,“对不起”会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人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道歉的频率逐渐降低来量度。总体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道歉”是一种与“主见”和“行为能力”相排斥的东西,人的“主见”越大,“行为能力”越强,就越是拥有不道歉的本领,都具有降低“道歉”水平的效用。当一个人完全不脸红、完全不向人道歉的时候,恭喜,你有福了,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人”,而上升为别人眼中的“大人物”,犯下一个错,不仅不必道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