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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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起队伍，抢占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１９３８年１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击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股小股武装达１５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１１５师就适时地作为主力部队来到了山东。
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早在１９３８年初，毛泽东就考虑派部队去山东。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朱德和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１１５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即３４４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即３４３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
当时毛泽东准备派部队去山东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山东缺少主力部队，而是要“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的抗日事业真是耿耿忠心，不遗余力。
１９３８年４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既然决心已定，八路军就把决心付诸实施。
１９３８年６、７月间，以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第２营为基础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１２９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的４８位干部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挺进山东省北部德州附近的冀鲁边地区。他们是最早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７月上旬，这两个支队到达乐陵、宁津县，协同当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庆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２０００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１１５师政治部副主任兼３４３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１００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９月２７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５支队、津浦支队和第６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５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４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５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６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６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７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８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９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１１５师所采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１２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６８５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８００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进行合并，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南的夏邑县）。当时，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支队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１１５师师部和６８６团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也于１２月２０日晚从山西西部的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绵山，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陈光和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还特地到１１５师驻地看望指战员，给干部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还应罗荣桓的请求，为１１５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并亲自下伙房，给罗荣桓等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１１５师归还第２战区建制，并要求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同时兼任第５１军军长）指挥。
如果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八路军将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也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只有置之不理。但是，当时国共正进行合作，为避免国民党找到反共的借口，１１５师去山东的事最好还要有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１１５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然后，名正言顺地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直接进入山东。
就在部队出发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医院探望。２月１４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即将出发，心里当然是恋恋不舍，正好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就让罗荣桓给孩子取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想到１１５师当时的任务，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罗荣桓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切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东面，就是日军的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的后方去。后来，罗荣桓给儿子取名字的故事在部队中传得很广，并在以后的作战中，１１５师的许多部队都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东进”几乎成了１１５师胜利的象征。
从晋西到山东有约３０００余华里，途中要穿越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在行军过程中，部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有的人就把这次东进称作“小长征”。在这次小的长征途中，１１５师还配合１２９师粉碎了日军对山西辽县的进攻。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日，１１５师东进支队经过河北、河南交界地区，到达了黄河。可是，大家发现河里没有水。原来，由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在１９３８年６月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通过这一事实，１１５师的指战员们了解了蒋介石不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反动本性。
３月２日，八路军１１５师在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率领之下到达鲁西地区，东进成功了。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
鲁西平原一带虽然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在当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１１５师的到来，给这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１１５师刚到郓城县的张楼宿营不久，八路军到达鲁西的消息就传到了郓城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领２０多人到张楼迎接从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当地群众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称呼）。
这些人当中，有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当地的开明人士。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第８８师师长，曾带部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大敌当前，他已转为拥护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得知在郓城城里的汉奸头子叫刘本功，在当地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陈光和罗荣桓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６８６团。
说干就干。３月３日晚上，６８６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领部队冒雨向樊坝开进。全团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的战斗，６８６团勇猛地冲进了敌人据守的围寨，刘玉胜被生擒。在战斗过程中，郓城守军曾派１００余人前来增援，但被１１５师击退。此次战斗，全歼伪军刘玉胜的保安团共８００余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也随之声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杨勇赶回张楼，向陈光和罗荣桓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师首长没有急于答复，让杨勇先把刘玉胜带到张楼，待审问后再作处理。
刘玉胜就是郓城人，以前曾在宋哲元的部队中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中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
